9月23日，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出席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一次庭审听证会。
由于华为案和孟晚舟本人的高度“新闻属性”，此次庭审自然引发国内媒体、自媒体广泛关注。连日来，一些“中文系”媒体、自媒体在中文网络平台争相报道，称“孟晚舟再次出席引渡听证会”、“她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即将见分晓”，更有人渲染孟“佩戴电子脚镣出席”，并明里暗里指责国内权威电视媒体“刻意淡化这一事实”。
问题是，这些媒体、自媒体人自己就弄错了一个基本事实：9月23日的庭审，究竟是不是引渡听证会？
上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直接和引渡本身有关的庭审听证会，是今年5月8日召开的，此前3月22日的，则是决定召开引渡听证会日期的听证会。在5月8日的引渡听证会上仅作出一项决定，即“下次引渡听证会的召开日期为2020年1月20日”。很显然，9月23日召开的庭审听证会，并非按日程要到近4个月后才会召开的引渡听证会，而只能是其它性质的庭审听证会。
那么，又是什么听证会呢？
今年3月1日，孟晚舟委托辩护团队就加拿大两家政府机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和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这些机构和官员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授意“非法拘留”孟晚舟。此后孟晚舟团队又多次作出补充指控，称上述加拿大政府机构在去年12月1日于温哥华国际机场拘捕孟晚舟时“侵犯其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并在向法庭提交的备忘录中指责“美国正试图利用这些引渡程序，为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在提前披露的备忘录中，孟晚舟团队指责美国和加拿大当局利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特别拘留权对孟晚舟进行“秘密刑事调查”，并称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原本打算在飞机上逮捕孟晚舟，但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改变了初衷。律师们提交法庭的文件还称，一名CBSA官员在搜查孟晚舟行李时询问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律师们指出，所有上述因素都构成“滥用程序”，并足以导致整个案件被宣告无效。备忘录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合理推测，联邦调查局在这些事件中一直与加拿大联邦司法部、RCMP和/或边境服务局保持联系，而相关材料却被隐匿了”，“我们的当事人认为，CBSA、RCMP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利益驱动、并可能出于其指导下，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非法拘留”。律师团队提出的第一步要求，是希望法庭允许披露更多“认为会有助于案件审理的笔记、电子邮件、文本、报告及任何其他文件”——此前法庭已同意部分相关文件公开。
简单说，9月23日的庭审听证会，是孟晚舟委托其律师团队起诉CBSA和RCMP两个加拿大联邦政府机构的民事诉讼听证会，孟晚舟这次并不是被告，而是原告。至于“电子脚镣”，原本就是她于2018年12月11日获准保释后所承诺的交换条件（1000万加元保释金，其中700万现金；交出护照并仅在限制区域内活动；遵守23-6时宵禁并按时到法庭报道；支付全天保安监督费用并在脚踝佩戴GPS追踪装置，也即“电子脚镣”）之一，既然引渡案尚未结案，她的保释条件自然也仍然有效。
在23-25日连日听证会上，佩克（Richard Peck）等孟方委托律师不断披露资料，力图证明本方针对CBAS和RCMP的指控，即“逮捕期间滥用程序，侵犯孟晚舟《加拿大人权宪章》所赋予的权利，并疑似受美方授意”，而被告方律师芬顿（Scott Fenton）则竭力辩称“针对孟晚舟的逮捕和针对其他人无异，对孟一开始的安检和常规旅客安检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他还拒绝了孟晚舟一方“加拿大此次行事系受美方指使”的指控，称之为“阴谋论的臆想”。
这一听证会在北美太平洋时间9月25日告一段落，主持听证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对控辩双方的陈述均未置可否。照惯例，这类民事诉讼的过程会非常漫长，类似的听证会可能会召开很多次。
理论上这次由孟晚舟当原告、加拿大两家政府机构当被告的民事诉讼庭审听证会，对孟晚舟为被告的引渡听证会不会构成影响，但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次“反诉”会让本就十分复杂、棘手的案子变得更复杂、更棘手，从而将引渡案的审理进程拖得更加漫长。
回到“弄错了”这个开头：不少媒体、自媒体（甚至包括一些声称在当地“有线人”的）显然并未耐烦把“谁是原告、案件针对哪个案子”搞清楚，仅根据“孟晚舟”这个“热点”的有限“要素”就开始天马行空地“合理想象”，并附以大量的“煽情因素”，最终闹出如此笑话。
顺便说，9月23日笔者曾收到国内某媒体熟人的邀约，希望我“当天盯一下庭审，最好几小时后发个快稿”——而实际上因为时差关系，庭审开始日是北京时间9月24日，“当天”我是无论如何发不出“庭审快稿”的，只得谢绝。可想而知，很多“弄错了”的煽情稿，其素材大抵来自并未谢绝，而是闭门造车交差换钱的所谓“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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