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太空人”家庭里的中国移民

伊逊·曾和儿子在温哥华唐人街的小吃店招待客人。他曾在温哥华和中国之间来回跑，和妻子分离了4年。

42岁的邦妮·叶（Bonnie Ye，音）四年前离开中国，嫁给一个在中国相亲网站上认识的温哥华男人。没过多久，她的丈夫就穿梭于中国和他们在温哥华的两处房产之间，留下她独自照顾年幼的女儿。现在两人离婚了。

19岁的瓦莱丽·吴（Valerie Ng，音）小时候，不愿意父亲离开温哥华去香港工作，她咬住他的耳朵，直到咬出血。但后来她和母亲开始害怕他偶尔回家：他是一个“喜欢大喊大叫的人”。瓦莱丽大学毕业后，母亲希望回到香港，女儿则打算留在加拿大。

这只是众多“太空人家庭”中的两个，它们令温哥华成为数万名生活横跨加中两国者的全球联络中心。它们被称为“太空人”是因为至少有一位家长——通常是父亲——在空中花费大量时间，为了养家往返于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

这些跨国移民被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子女护照，以及在威权主义的中国之外为资金与亲人提供庇护所吸引，他们正在改变温哥华的社会结构，为当地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同时也为身处两大洲、两种文化之间的家庭带来挑战。

“在亚洲的父亲们会变得孤独，婚姻受到威胁；妻子们独自面对管理家庭的压力；金钱和汽车用来弥补父母的缺席，孩子们也被宠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地理学荣休教授戴维·雷(David Ley)说，他的《百万富翁移民》(Millionaire Migrants)一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瓦莱丽·吴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小时候父亲离开温哥华去香港时，她很不开心，但现在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立了。

现在因为防冠状病毒疫情，政府告诉加拿大人不要出国旅行，生活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就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和困难。

移民倡导者说，这种冠状病毒源自中国，可能会助长温哥华大量歧视华人的行为。

温哥华的“太空人家庭”现象始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当时正值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香港人纷纷涌向温哥华。还有大批“太空人家庭”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他们的富裕程度足以支撑这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

到200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历史学会(Chinese Canadian Historical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一项研究发现，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25岁至44岁男性中，有三分之二在加拿大以外生活和工作。

这些拥有多本护照和高收入的国际移民涌入，创造了一个为“太空人”生活方式服务的家庭产业。

有的求助热线为女性单亲抚养孩子提供建议，有的心理学家为有遭到遗弃感觉的青少年提供咨询，有人为空置房屋提供监控服务，每个月改变房子的外部装潢、修剪树篱，甚至在门口放上鞋子，让它看起来像有人住的样子。

温哥华也成了北美拥有价值15万美元以上的超级豪车的中心，销售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中国的财富新贵。还有随时出面为“太空人青少年”违法超速驾驶辩护的律师。

温哥华的律师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回忆，一位年轻的客户不停地撞坏他的黄色兰博基尼，他建议这位客户处理掉他那辆华而不实的汽车。然而这位20多岁的客户——他父亲居住在中国——将其折旧换成了一辆灰色兰博基尼。

炫富以及年轻人超速驾驶带来的危险，已经成为温哥华的一个争议点，但对于这个执迷于房地产的城市，人们对房价飞涨的抱怨仍然更加强烈，外国房主被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温哥华的唐人街。所谓的“太空人家庭”让这座城市成为了数万名生活横跨加中两国者的全球联络中心。

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城市规划师安迪·闫（Andy Yan，音）表示，温哥华已成为北美最贵的城市之一，引发人们对该市“太空人”移民的不满。

安迪·闫说：“种族、阶级和收入的不平等，正在与温哥华超富裕的‘太空人家庭’的激增结合在一起。”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局对房价问题表示了关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外国房主和散布在富人区的空置房屋征税。

这些举措，加上中国为限制资金出境的努力，一直在帮助减缓温哥华房价的上涨，并缓解了一些城市居民的不满。

许多“太空人家庭”居住在列治文市(Richmond)，这是在温哥华机场附近的一座城市，居住着大量讲华语的人，有一排排的大房子，到处可见带有中文标识的购物中心。

不久前的某个下午，在一个美食广场里，与丈夫离了婚的叶女士遗憾地说着太空人式生活给她和6岁的女儿莉莉（Lily，音）带来的牺牲。一旁，莉莉安静地在涂色本上画着画。

她于2013年在中国生下莉莉后，丈夫做担保把她和女儿移民到了加拿大。但是她说，事情很快就变味了，丈夫经常不在身边。在中国的时候，他把几套房产租出去，变得有钱了，并在温哥华购买了两套房产。

她说，尽管他有钱，但他在温哥华期间，从事的是侍应生或在超市打工的低端工作，赚取仅够维持永久居留身份的收入。当一家之主找不到更赚钱的工作时，从事低技能工作来保持居留身份在“太空人家庭”并不罕见。

在丈夫抱怨她没生个儿子之后，两人离婚了。她没有长期留在温哥华的打算。

“我留在加拿大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我的女儿。她获得加拿大国籍后，我就回中国。”她说。

温哥华的社会服务组织Success为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提供帮助，其首席执行官奎妮·周（Queenie Choo，音）表示，这种跨国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安全感，使被大洋分隔的家庭失去了亲密感。

奎妮·周说：“丈夫住在中国，就像为家人寻找食物而迁徙的企鹅一样。”

奎妮·周说，除了孤独，留守加拿大的妻子也会因为他们正值青春期的儿女背弃中国文化或违抗父母权威而遭遇文化冲击。

然而，戴维·雷说，也有一些女性表示找到了一种解放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来自父权家庭的女性。

他说：“当你问‘是什么给你带来压力？’时，有的人回答是丈夫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奎妮·周经营着一家社会服务组织，帮助新来的移民，其中包括许多“太空人家庭”。

也有家庭发现这种分离实在难以承受，因此放弃了太空人的生活方式。

现年46岁的伊逊·曾（Eson Zeng）表示，在与妻子和孩子分开的4年中，他感到孤独，在持续分居的几个月里，他们仅通过中国的社交软件微信进行互动。现在，他在温哥华的一个中国小吃店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对于“太空人家庭”的子女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既有挑战，也有很多好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商科学生威廉·侯（William Hou，音）在列治文市长大，他的父亲在北京经营汽车配件生意，每年有半年在温哥华度过。

杨玉平的丈夫伊逊·曾搬到温哥华长住，但现在他每天要在他们的小吃店工作12个小时。

在温哥华时，如果他说英语，他的父亲就拒绝回答他。当时，他对此很反感。“我会说，‘我是加拿大人，为什么要说普通话？’”威廉·侯回忆道。“但是我父亲说，‘你一定不能忘记你从哪里来的。’”

但是，成绩优异的威廉·侯开始喜欢做一个多语言者。他对于他的家庭状况为他提供了经济机会、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在两个不同世界中舒适生活的能力，给予了肯定。

“我在加拿大和中国都能感到自如，”他说，“这是一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