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效渗透就是找到“好用的白痴”

中国共产党决意影响加拿大的公共对话，其中受害最深的加拿大人是华裔以及来自中共所占据或宣称拥有其国土的人。但受害的不只是他们。整个加拿大都因中共强加于加国公民及加国体制的价值观而受害。各式各样的贪污腐败如今弥漫于各行各业。这大部分是加拿大自己的错。加拿大已经成为中共太子党及红色贵族（此一特权阶级的地位来自他们与中共领导层的裙带关系）把钱洗出来后偷藏的避风港。这是因为加拿大各级政府并没有安排检查机制，以确保进入加国的金钱乃是正当所得，而且是为了合法目的才进入加拿大。既然中国对金钱流出有所限制，那么不法进入加国的金钱就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贪污腐败，包括在加拿大境内合作对象的腐败。只要腐败在公众生活的某个层面落地生根，很快地就会蔓延到其他层面。

已经有迹象显示，随中共而来的腐败文化感染了加拿大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授予文凭，以及市级、省级、联邦级政府所管控的规定与执照。加拿大并不是唯一一个与中共打交道而有这样体验的国家。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欧洲也发生了，新西兰和澳洲尤其如此。的确，澳洲遭到中共渗透的经验几乎和加拿大一模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澳洲的政治人物、学界、媒体和社会大众反对中共这么做的声音比我们更大声，也更尖锐。

为什么加拿大会羞于承认这些入侵，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帮中共施展影响力的代理人相当有效，以致任何讨论都被转移焦点了呢？这倒是有几分真确。史帝芬．哈珀总理的保守党政府对于要不要与中国接触，从原本疑心重重到最后改变态度，此一转向过程显示亲北京的强力游说人士已深入到加拿大的政治、商业与学院的既成体系当中。但我们不应过分强调中共入侵加拿大公共生活的程度，当然更不可以把每个提倡与中国合理往来的公众人物都看成北京的傀儡。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共侵入加国的程度一直抱持怀疑，就算有强烈的证据摆在他们眼前也一样。原因之一似乎是，他们对加拿大的国安和情报工作长久以来缺乏敬意。这些机构过去的历史确实也问题多多；后文将会提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是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历经重重困难才得以建立，其间又发生情报局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共对加国进行代号“响尾蛇行动”的渗透，结果却遭到国会严词批评的事件。

不过，近年来国会和情报机构的关系似已趋向稳定。彼此之间的尊重日增。这得归功于几位已卸任的安全情报局长和通讯安全局长，他们不屈不挠地在公开场合以适切谨慎的发言对中共掠夺加拿大的情形提出警告。安全情报局有信心敢对此一主题发言，他们在二○一八年三月举办的“学界推广研讨会”就是明证。那是一次闭门会议，与会者须遵守查达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也就是虽然可以报导会中谈了什么，但不可以点明说话者的身分。两个月后的二○一八年五月底，安全情报局出版了该研讨会的报告，共一百六十三页，题目是《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对抗的年代》，报告讨论到中共对加拿大及其他国家所形成的威胁，可说是安全情报局至今所发表过的最尖锐、最完整的说明。报告的摘要列举了中共干预加拿大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及其所带来的危险。

报告警示说，不管和加拿大这一方做生意的中国公司是或不是国有企业，都不重要。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和中共有紧密而且日益显着的关联”。报告写道：各项贸易协定除非有仔细审查其安全意涵，否则中共“就会运用商务之便来接近商业、科技与基建资源并加以利用，从而达成其情报目标，或足以损害其合作对象的安全体系”。“中国已经准备好，要以威胁利诱把商界与政界菁英拉到它那一边，并鼓动他们在台湾地位或南海争议上捍卫中国立场。”

报告说，中共积极地想要影响分布在全世界的华人社群以及住在他国的中国学生与商务人士，“往往是透过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以便推广配合中共观点的叙事”。报告又说：“质疑〔中共〕活动的学者与记者，就会遭到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国所控制的媒体所骚扰。”

因为害怕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籤，使得关于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动的讨论非常受限。无可否认，加国历史上曾有过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规定是针对将入籍的华裔移民和其他亚裔移民。对这段历史所感到的愧疚，在公众人物之间生出一种充满戒心的态度，使他们避免讨论加拿大多元社会中的单一社群，但这样一来就将武器交给了中共影响力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人公开质疑加国对中关系，总会有愤怒的反应立刻冒出来，称此种问题的背后乃是种族歧视。

因为害怕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籤，使得关于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动的讨论非常受限。（汤森路透）

但是把中共渗透加拿大一事看成种族主义，不但是错误，更是危险的。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这是某一特定政权在其历史上的某一时期为了自身利益所编出来的故事。中共把海外华人看成一种可以运用并加以滥用的资产，不仅对一般加拿大人来说是威胁，对华裔加拿大人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会有一些华裔加人容易受到中华民族主义的吸引。但是绝大多数移民到加拿大来的人，只想以加拿大人的身分开枝散叶，其中有许多人是为了逃离贪污腐败、一心追求权力的人所伸出来的魔掌，他们就住在中南海四周的豪宅，邻近着紫禁城，面对着天安门广场。

本书并不是在描述一段末日传奇──远远不是。随着故事的推进，愈来愈清楚的是，虽然中国成功渗透与影响了加拿大生活方式的某些层面，在其他层面却失败了。这场在暗中进行的战争目前已知：中共操作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场域是在它熟悉的中华文化圈，及其传统附庸国的人民之间。相形之下，党和它的特务在应付老牌民主社会，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国、西欧诸国，就时常进退失据。他们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最好运作的情形，就是找到可以迷惑和收买的人。

而要找到前苏联共产党所谓“好用的白痴”，从来都不难。加拿大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好用的白痴，包括政党与政府领袖、基层政治人物、天真又骄傲的学者、贪婪又好骗的商务人士，甚至某些目光短浅、历练不够的记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替自己的贪念找藉口，便告诉自己，多与中共接触，党就会感受到加拿大价值的美好。一旦党员们见识到自由民主政体带来了自由与人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要对中共及其代理人做出盲目的反应。虽然他们已经获致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窃取智慧财产、商用与军用科技方面，同时也成功地在西方政界、商界、学界菁英眼中打造出大致良好的形象。然而加拿大与西方各民主国家的体制与民主文化，目前看来还能抵挡得住中共的攻击。中共并没有像它在亚洲与非洲的非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那样，攻下加拿大与各西方社会的制高点。

但这段传奇尚未完结，随着中共的力量日渐增长，而且看来是一定会增长，加拿大等国就会面对北京政权施加的更大压力，要我们接纳他们的观点与价值。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已经显露出迹象了。美国自一战以来一直是捍卫北大西洋与启蒙价值的斗士，然而其国内政治与社会的争执不休所带来的重担，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已开始衰退。欧盟原本是唯一能取代美国来推行自由价值观的强权，我们却找不到什么理由可以期待它有意愿或有能力在可见的未来去扮演此一角色。因此，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所留下的空位无可避免地要由北京来填补。随之而来的将是国际行事与国际组织的架构为了适应中共而予以更替或改造，但中共的价值观当中没有言论自由、尊重异议，以及最重要的，不接受法治至上原则。

在面对中共时，“法治”一词十分重要。法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不管是立宪君王、总统，还是议会政府──都必须对国法负责，同样地，每一位公民也必须对国法负责。英格兰的约翰王在一二一五年六月签署大宪章，接受了此一概念，让西方国家走上漫长的民主之道。但中共不接受法治也不接受司法独立的概念。中共主张，党的利益凌驾一切。只要事情牵涉到中共认为会有危险的议题，例如起诉它眼中的异议分子或是挑战党至高地位的人，党委就会秘密商定判决，写好剧本，交由司法程序在法庭中照章行事。既然中共治下的中国在国际对话中变成愈来愈有影响力的仲裁者，那么它拒绝接受法治原则，对于所有与之贸易以及日益受其影响的国家来说，就会是严重的威胁。加拿大现在无法避开、以后也无法避开这样的威胁；如今中共的代理人已经在加国展开行动了，这群人该怎么形容呢，只能说：他们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价值放在眼里。

※本文摘自《大熊猫的利爪》导论／左岸文化出版／作者为加拿大新闻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担任《多伦多星报》欧洲局局长，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报业，奉派驻欧，1989年驻非洲，1993年驻香港，之后驻温哥华，为“后媒体集团”（原索瑟姆报业）撰写国际事务专栏。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着有《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望春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