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经一起玩耍的孩子们 感受加拿大式家教点滴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猪头凯凯

　　今天在和几个朋友聊微信的时候，无意中“跑题”到了加拿大儿童的学校生活和家庭教育。于是我的记忆又被带回到我们刚来加拿大那几年、在ELLERTON街坊里那些和涂涂（我们的儿子）天天在一起玩耍的小孩，以及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关于加拿大式家教的点滴“味道”。

　　先介绍一下下面几桩小故事的背景——在ELLERTON街区里一起玩耍的那些孩子们，年龄大都在2-7岁之间。除了加拿大本地人，还有好几个孩子虽然是祖籍中国，但是由于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基本上已经是“汉语比英语差了很多（甚至不会汉语）”的状况，其日常思维、生活习惯以及家庭教育都已经是完全的加拿大味道。

　　故事很多，我随便挑几件让我印象深刻的说吧——虽然这些只是我的“关注点”、而可能并非他们的重点。

一、幼年儿童的不二铁律：征得父母的同意

　　从涂涂一开始和街坊里这些小孩子们玩耍，我们就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行为举止，而这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并且在随后对涂涂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那些小孩儿们常说的一句话——

　　“我回去问问父母是否同意！”

　　无论是小到跟我们去旁边BOND街的大草坪玩走走、或者留在我家吃完饭，还是大到我们去附近的鹿湖公园时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或者第二天“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Mall里转转，这些孩子本能反应一般都是非常兴奋的“当然！太棒了！”，但是紧跟着第二反应一定是——

　　一边说“我回去问问父母是否同意！”、一边扭头往家跑。

　　这两个“反应”的衔接一般特别特别 “迅速”，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在他们的脑海中，所有兴奋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得到父母的同意”。

　　而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即使在那些没有得到父母同意的少数情况下，这些孩子回来告知我们“父母不同意”的时间之短、也明确无疑地说明一件事情——他们在父母那里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或者“据理力争”。

　　这个细节，对我们一家三口说，都多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这些孩子年龄都不大，但是“征得父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的脑海中看上去简直是不可置疑并且根深蒂固天条铁律。

　　而涂涂之所以也会“有些吃惊”，是因为我们家在这方面做的一直不好（责任肯定在我们做父母的）——话说涂涂之前经常会在我们的决定和命令面前进行“狡辩”和违抗，最典型的一次，是涂涂在一个超市里非要买一个家里已经有好几个“相似品”的玩具，最后闹到撒泼打滚哭着喊着被我俩从超市里抬了出来——就严重程度来说，那时候如果有微博和抖音，估计我和涂涂妈说不定能“火”。

　　我们从来没有拿这个“令我们吃惊”的细节去教育涂涂，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涂涂明显地在发生改变，经常回来问我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决定”也逐渐在他那里成了不可置疑的“命令”——虽然我们可以想象，涂涂最初养成这个习惯的原因，应该只是和出于一种类似“跟风”和“赶时髦”式的、对于其他孩子们的学习与模仿。

　　对于这一条家教的背景，我必须说明的是年龄段这件事——对于他们这个2-7岁的年龄段来说，父母的话属于至高无上的铁律（甚至好几次在小孩打架的“失控局面”之下、父母的一句“停！”就可以直接让一个孩子保持着打人的姿势、好象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定住不动），而在涂涂如今 “13岁”的年纪，除非紧急的场合，我们不仅会告诉他“否决”他的原因，而且很愿意听听他的理由。

二、纹身与鼻钉背后的“严格礼仪”

　　由于从小到大的文化氛围影响，我们在到加拿大之前见到有纹身的人基本心里都会生出些许“戒备”，而打着唇钉、鼻钉这样的人更是基本上只在电影电视里才见到的“问题人物”。

　　现在回头看看这种想法当然非常幼稚，因为纹身（特别是大面积纹身）、鼻钉、唇钉这些东西在加拿大实在是太正常了，包括在那些文质彬彬斯文礼貌的人、或者身位经理高管的人群中也非常普遍——说白了就是，这些东西什么都不代表。

　　当时在我们刚到加拿大时，自然是还保持着中国的思维。所以当我们遇到来自魁北克的一个邻居家庭里、孩子们的爸爸大面积纹身、妈妈打着鼻钉唇钉的时候，第一感觉自然是——他们会不会对孩子管得比较随意和放纵？

　　结果没过多久，一件事情的出现，就让我们对这个魁北克家庭的家教另眼相看，甚至觉得——他们是不是太严了？

　　事情很简单，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叫涂涂回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儿子麦瑞克一个人站在雨地里抹眼泪，我说让他进屋去、但是他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不行，还没到时间……”

　　然后我就推开门，看到涂涂和他们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麦瑞克的妹妹麦卡）在屋里其乐融融看着电视吃着水果，气氛自然正常和开心到了甚至我都不好意思问一句“外面为什么站着一个？”的地步……

　　于是我也没有问，把涂涂带回家以后细问才知道，麦瑞克罚站的原因如下——

　　涂涂去他们家玩，在大家一起吃点心的时候，有一盒点心只有两块儿了，然后三个孩子偏偏都去抢这种点心——这对我们来说太正常了，这个点心可能并不是最好吃的，但是孩子们在一起必须是“为了抢也要抢”的。

　　结果就因为这么个小事儿，麦瑞克被妈妈拎出屋外，训了半天，然后还要罚站三十分钟。

　　我当时感到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于是带着吃惊问涂涂——

　　“他妈妈怎么训他的？”

　　“不知道，因为他们家里说法语……”

　　“……”

　　“不过，麦卡（懂法语）告诉我，她妈妈说麦瑞克不该和我们抢，因为她是妹妹，而我是客人。”

　　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和麦瑞克站在雨地里抹眼泪的画面，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纹身鼻钉唇钉之类东西的看法，也忽然感受到一种我们没想到的“家教”的力量。

三、珍贵的糖果和“妈妈说没有预算了！”

　　我们刚住进这个街区的时候，有一次好几个孩子都来我们家里玩，我们看到涂涂有这么多小朋友（虽然涂涂和他们互相连说话都听不懂）当然是格外开心，于是他们临走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们发了好多糖果点心之类的小零食。

　　我们没想到的是，除了象中国小朋友们说“谢谢”之外，这些孩子们的眼神里全都充满着巨大的惊喜和感激，似乎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遇到这么多糖果。

　　这还不算完——几分钟之后，当我和涂涂妈还在惊奇于孩子们离开我们家的“欢呼”声、讨论着“他们怎么这么高兴？”的时候，我们家的门被敲开了——

　　打开门，是街坊里一个长得很象里奥费迪南德的黑人小孩儿——由于他比涂涂这些孩子们大了几岁，所以平时不怎么一起玩、刚才并没有在我们家。

　　我们问他“克里斯坦，你好，有什么事吗？”

　　他看上去很害羞地挠着头，支支吾吾地慢慢说了起来——

　　“他们说，你们在发糖果，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有糖果……”

　　“还有一些。”我们大概明白了他的来意……

　　“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也给我几颗？”我感觉克里斯坦的头低得快要钻到水泥地里去了。

　　“当然可以，稍等！”

　　当我和涂涂妈目瞪口呆地看着道谢之后的克里斯坦跟中了彩票一样欢呼着跑走的时候，我们有些疑惑地看着不远处克里斯坦家的独栋HOUSE（加拿大的最普遍的居家房产，我们在移民前曾经称之为“别墅”的独栋洋房），心里大概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刚才这些孩子们大都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反而我们自己是租房），他们肯定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才缺糖果的，那是为什么？

　　时间长了，通过耳闻目濡我们也大概了解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一是因为健康（不希望孩子吃太多零食特别是甜食），二是因为每个家庭的“预算”这个概念。

　　关于“预算”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和东方家庭来说可能不怎么存在，但是对于每个月都“月光”（甚至“周光”）的西方家庭来说，无论“家底厚薄”往往都要面对“预算”问题，所以很多住着独栋HOUSE家里停着几辆车的小朋友对自己兜里的糖果如数家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关于“预算”这个概念，后来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有时候邻居的小孩儿说起那些很喜欢某种食品和某个玩具（都不贵），经常会非常自然、正常地说出下面这样的话：

　　“昨天我在商场看到这个了，但是我妈妈说这个月没有预算了，所以下个月再给我买。”

　　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新来者”，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一个大人听到这句话都感觉特别“辛酸”，他们说起来居然都是心如止水面色自然。

　　吃惊之余，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从“预算”这些我们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概念和思维培养中，他们开始了与我们东方人“攒钱”式路线彻底分道扬镳的“月光”式经济生活吧。

四、关于健康的一桩欢乐

　　刚才在谈到“糖果”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健康”的问题。

　　应该说，“健康”是加拿大整个社会日常氛围中非常强调的一件事，而具体到孩子的家教领域，当然就是从小合理膳食、多运动之类。

　　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我都想起来在麦瑞克身上发生的一件极其欢乐的事情——

　　有一阵子，麦瑞克经常在我们家玩耍时量自己的体重，每次都是一边苦恼地嘟囔着“我妈让我注意减肥”、一边就摇着头失望地从体重秤上走下来……

　　忽然间有那么一次，我感到照例走上体重秤的麦瑞克盯着液晶数字的眼睛陡然放大，随后是嘴巴张开、而且合不上了……

　　“我的天哪，简直不敢相信！LEO（我的英文名字），帮个忙，你能不能帮我再看看数字？”

　　于是我告诉了他屏显的那个数字。

　　“是吗？确实是这个数字吧！”麦瑞克整个脸都笑开了花……

　　然后，他从体重秤上窜下来，跑到门口穿好鞋，飞一般地往他家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用整个街区都能听到的音量大声喊着——

　　“妈妈——我瘦了那么多！！！”

　　直到如今，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在当时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麦瑞克——

　　那天早晨，我们刚刚把体重秤的单位从“磅”换成了“公斤”……

尾声

　　说起加拿大式家教的特点，也许我们这些“新来者”可能会比当地人更加敏感（虽然我关注的可能是对他们来说并非重点的地方）——除了ELLERTON这些和涂涂朝夕相处的孩子们之外，我当然也能在其他地方窥见太多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METROTOWN的BUS LOOP里那个手里拿着一瓶水，帮着孩子（童子军成员）整理好西装和领带、鼓励孩子在公交枢纽的人流中大声演讲、介绍童子军海报和活动的妈妈；还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公园把自己在路中间哭闹的女儿抱到旁边一个没有人的草地上、然后自己坐在一旁戴上耳机看手机、任由女儿在草地上撒泼打滚的年轻父亲，都让我感到加拿大式家教的那些不同。

　　在我截至目前为止的猜测里，正是带着覆盖面、观念、以及方式等等不同的“家教”，最终与“法律”一起，共同构建出一个一个加拿大人的行为方式与举止准则，共同描绘出一个有些特别的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