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北京”的特鲁多是怎样转变的

加拿大自由党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妻子索菲-格雷瓜尔和他们的孩子埃拉-格雷斯和泽维尔陪同下向支持者挥手致意2021年9月21日蒙特利尔 REUTERS - CARLOS OSORIO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9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再次当选，但仍处于少数地位。有分析认为，这位曾经“亲北京”的加拿大总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和人质外交危机的双重磨损下，有了一些变化。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globeandmail）9月3日刊出内森·范德克里普（Nathan Vanderklippe）的文章，讲述“子承父业”的贾斯汀-特鲁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在人质外交危机中的表现。

该文开篇写道：2016年8月31日深夜，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迎接贾斯汀-特鲁多。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因为中国领导人曾在这里接待过一些最重要的客人：金日成、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些贵客都在这里下榻过，毛泽东本人也在这里住过。

其父曾帮中国进联合国

2016年那趟行程是特鲁多先生作为加拿大总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他带着很高的期望来到北京，希望与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重启关系。特鲁多先生认为，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庞大的资本账目可以为加拿大提供商业机会。加拿大也可反过来为推动中国的利益做贡献。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说，“特鲁多表示，他要像他的父亲老特鲁多当年帮助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那样，协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 加拿大环球邮报没有透露这名在场人士的身份，因为他们无权透露这次会晤中发生的事情。

习近平不屑

该人士说，但是，特鲁多先生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接受。他的言论被认为自以为是，尤其是习近平先生，显得不屑一顾，他不屑于得到被认为是弱国的帮助。

在特鲁多先生去北京寻找两国之间新的共同点之后，加拿大和中国发生了摩擦：2018年，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天后，中国以间谍罪扣押了加拿大人迈克尔-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

该文写道，特鲁多向习近平提出建议的细节（之前没有报告过）显示了这位加拿大领导人对北京的最初立场，以及中国对他的最初看法。而这一切，在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寻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交道的新方法时，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其驻北京大使多米尼克-巴顿（Dominic Barton）召回加拿大进行讨论以后，就几乎不存在加拿大再接近中国的问题了。特别是最近中国的法院对斯帕弗先生和罗伯特-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的判决，前者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后者因涉嫌贩毒被判处死刑。这再次凸显了中国仍是加拿大最紧迫和最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

继续谨慎

与此同时，渥太华继续对北京谨慎行事：

一方面，在人权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声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压迫待遇，并在北京用新法律措施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后，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在斯帕弗先生和康明凯先生被拘留的刺激下，加拿大还领导了一个谴责“人质外交”的国际联盟。

另一方面，加拿大是“五眼”情报联盟中，唯一没有决定是否允许安装华为5G技术的国家（一些盟国因担心中国利用该技术进行间谍活动而禁止安装）。此外，加拿大议会宣布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作为是种族灭绝时，特鲁多和他的内阁都放弃了参加投票。至于有关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特鲁多也表示不支持。另外，在中国阻止进口一些加拿大农产品后，特鲁多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性贸易措施。

该文继续说，在特鲁多领导下，加拿大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对北京恭敬有加：例如，渥太华反对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HalifaxISF将2020年度“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授予台湾总统蔡英文，尽管该国际安全论坛最终坚持向蔡英文颁了奖。对于加拿大情报界有关中国渗透影响加拿大的大学，并对华人社区进行恐吓，特鲁多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在回应评论请求时，特鲁多总理办公室提供了一个2016年的新闻稿链接，其中特鲁多先生说，“我已向我会见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加拿大希望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加强接触。”

谴责人质外交

总理特鲁多的新闻秘书瓦兰古（Ann-Clara Vaillancourt）没有明确表示加拿大是否继续想与中国合作，以“帮助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宣扬自己”。她倒特别强调了加拿大谴责人质外交的倡议得到了外国的支持。跟据特鲁多的说法：“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盟友和朋友在他们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中，站出来捍卫这些被任意拘留的加拿大人的权利。”

该报表示，但目前还不清楚特鲁多先生如何看待加拿大在支持中国突起方面的定位。

不过，他对其家族历史的提及到是给人一些启发：其父皮埃尔-特鲁多第一次到中国是在共产党统治的开局之年1949年。他并在1971年寻求促进北京加入联合国。1970年，加拿大在接受“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的语言表述后，在美国之前与北京恢复了外交关系。加拿大创造的这个“注意到”的表述模式，很快被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效仿。然后在1973年，皮埃尔-特鲁多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

被吓呆了

几十年后，贾斯汀-特鲁多曾为完成其父皮埃尔-特鲁多为两国规划的使命而“努力”过。据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鲁金斯学院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非驻校讲师戴安娜-傅（Diana Fu）说：“这一使命是将中国融入国际舞台”。然而，当斯帕沃先生和康明凯先生被中国拘押后，特鲁多和他的政府“如同汽车大灯照射下的鹿”，都被吓呆了。于是他们不得不180度大转弯，从2017年讨论加中自由贸易协定，切换到应付中国的“人质外交”和外交“战狼”的进犯。

傅教授补充说：“任何安静的、幕后的谈判的希望早已破灭。所以我猜想，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现在被令人心寒的现实所抑制。” 而这个现实就是，北京可以在一夜之间转而反对加拿大。一旦北京这样做了，加拿大除了加入试图制衡北京的西方自由民主多边联盟之外，能做的事情不多。

其实，特鲁多的外贸雄心也不限于北京。他在上任之初就寻求与印度开启一个新的合作篇章，作为贸易和投资多样化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有些天真

蒙克国际研究和公共政策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的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Lynette Ong表示：特鲁多对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真的”。 直到最近，“自由党对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意识不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力量的恶性影响”。所以，“当孟晚舟案发生后，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迅速转坏时，自由党政府措手不及，没有制定任何战略。”

但Ong教授也补充说，反对派保守人士主张对中国的好战反应可能也不会好多少。那样的做法会”使公众舆论更加强硬，迫使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恶性循环永久化”。“在我看来，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