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国企工程师 出国后成加国修路工 月薪三万

我叫郭延斌（@加拿大老卡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沈阳变压器厂的一名国企员工，后来在日企当过中层管理，也自己创过业。差不多十年前，为了让女儿接受更适合她的教育，我们一家三口举家搬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鲜，我更喜欢体力活的简单自在，如今我已经适应了在工地干活，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节奏。由于加拿大冬天比较漫长，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没事和老婆孩子到处玩，有大量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和机械的缘分一直挺深。1967 年，我出生在沈阳三台子的一个军工家庭，父母都是在军工厂工作，他们就是负责制造军用机械的。

我爸是名高级技术员，放在现在相当于教授级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资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条件还算不错。那个时代书很稀缺，我爸却能给我们买一套《十万个为甚麽》，还有许多小人书，这可以算是对我最早的啓蒙。

1975 年，我（中间）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学文科的，总喜欢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嚮下，上初中后我看了不少杂书。小说、散文、诗歌，甚麽都看，甚麽都涉猎。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类文学创作複兴的年代，北岛、舒婷、顾诚的朦胧诗风靡一时，也出了一大批像馀华、莫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风潮，我也非常喜欢读。我对文科挺感兴趣，爱上政治课，爱看辩证法，像个文艺青年，但其实我是理工科的学生。

我们那个年代学习也不是很紧张，因为学生太多了，安排不过来，通常每个年级只需要上半天课，老师也不怎麽管我们，所以我有大量的课馀时间可以自由玩乐。我在学生科技组学做过航糢、船糢，是科技组的主力。我有很多爱好，画画、集邮、下棋，还学过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钱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在学校学了好久。

1977 年，国家试行恢複高考，各地开始抓教育，区分重点学校了，我上初中时正好赶上那轮改革。我学习虽不是那麽刻苦，但在男生里面算学得不错，基本上在班级前五徘徊。为了提高升学率搞好重点中学，学校组织年级开设 “快班”，从每个班级抽出四五个人学习较好的，上午学完下午还要继续学，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当时国家正大力发展重工业，大家喊的口号都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学了文科，感觉有点耻辱似的，总觉得只有学不好数理化的才去学文科，于是我也随大流学了理科。

1985 年，我参加高考，发挥得还不错，但对于各类专业的认知比较糢糊，压根不知道学甚麽好，只能瞎报，最后我被东北工学院机械工艺与设备专业录取了。

八十年代上大学还是挺难的，升学率很低，好不容易度过每天早起晚睡的高中，我一进大学就放松了。大家普遍都是很自由的状态，在学生中甚至还流行 60 分万岁的潮流，考试只求及格。我在大学也比较散漫，机械虽然是工科最基础的专业，可学校的实践机会不多，我在大学那几年其实学得并不深。

1989 年，我大学毕业了，一毕业便被分配到沈阳变压器厂。那会儿电力系统赶上发展红利，电视行业也进入大踏步往前迈的时代，沈阳变压器厂作为全国最大的变压器厂，可以说是沈阳最吃香的企业。

进厂意味著抱上了铁饭碗，可以说一辈子都没啥后顾之忧了。国家干部最低 24 级，而我是大学生，一进厂就可以享受 23 级的国家干部待遇。

大学生刚进厂需要实习大半年，下车间跟工人一起干活。我特别喜欢跟工人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没甚麽利害关系，工人们对大学生也都高看一眼，大家在一块混得挺好的，我反倒和自己的领导相处不来。

我一个刚从城里毕业的大学生，相对来说不那麽踏实，不那麽听话，更不愿意讨好人伺候人。那个时候流行论资排辈，能说会道的、跟领导关系好的，将来肯定会发展得好一些。也许是我骨子里的叛逆心理还在，大伙越爱干的事我越是敬而远之，不那麽听领导的话，总有自己的小想法。

我整天吊儿郎当的，领导也没法开除我，就不太愿意带我。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不带我，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厂里去日本研修的选拔，虽然没被选上，但这事把我的瘾勾出来了。一条路走不通，换条路不就行了麽？没多久我自己联繫上外面的一家机构，如愿得到出国研修的名额。

1994 年 1 月，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日本，学了半年机械后又开始在厂里实习上班。我甚麽都想学一学，甚麽都想干一干，但后来发现，实际上还是很难学到真正核心的技术。我本想学好技术回去好挣大钱，既然学不到，那不如去打工。

九十年代中日的工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先是找到了一个日本温泉，白天我在工厂工作，晚上十点半温泉关门后，我就去清洁两小时的浴室。除了温泉，我还在外面的工厂、饭店打过工。每月可以挣十万日元，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在来日本之前，我每月的工资不过两百多元。

在日本的两年，我变踏实了许多。原先我总是眼高手低，总想著这活儿啥时候能干完呢？干著干著就干不下去了，人比较浮躁。但到了日本之后，我发现日本人都挺认真勤劳的。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久了，我渐渐明白：只要一个一个来，不著急不求快，实际上一天也能干完。后来不管干甚麽活，我都一点一点认真干。

1995 年 10 月，等我从日本回沈阳的时候，已经攒下了二三十万的打工钱。回来我就从沈阳变压厂器厂离职了，也可以说我是被开除的。那时我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回来后在工厂的工资太低了，心里有落差，觉得继续这麽干没甚麽意思，整天赖在家里不愿意上班。因为这件事，我和家人朋友起了很大的争执。

我这人非常犟，也能听取别人意见，但一旦是我认定的事，就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只对自己负责。最后，因为旷工太久，我被开除了，成为同学们中最早一个离开国企的人。

1996 年，大量日资、美资等外资企业开始涌入中国市场。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日资企业更了解些，我在人才市场找到了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日企技术员的岗位。入职时月薪八百，后来很快涨到了两千，可能因为我本身比较活跃，干了三个月就被提升为科长。这麽短时间内被提升，我真的完全没想过。

我从小家庭条件不错，所以并不是很专注于升官发财，对权财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进取心不够。一般人当上科长后就应该努力当部长，之后再努力当厂长。我却依然像以前一样不会来事儿，其实也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清高。

有次一个经理的女儿结婚，公司的人他谁也没告诉，事实是谁都知道，我也知道，结果所有人都参加了婚礼，唯独我没去。我实际就是看不惯他，我的原则是你告诉一声，我肯定会去的，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不去，不想这麽装。这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人情世故，但一次次被我搞砸了。也因为这些，后期我在日企干得并不痛快。

2003 年，我已经成为生产部门的中层管理，部长再往上升便是副总经理级别。然而在外资企业，这类岗位通常由外国人担任，我遇到了上升瓶颈。那时我 36 岁，想著既然干得不那麽痛快，不如自己闯一闯吧，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考虑到自己在机械方面的技术一直不是很好，但对生产劳动成本控制还是有一套方法，于是我出资拉上哥们一起创立了一家保洁公司。结果和我预期正好相反，自己做老板并没有更逍遥自由，除了顾客以外，还有各类政府部门、一堆管理我的甲方要对接。各种交际与应酬让我很排斥，公司大概运作了四年便停掉了，没赔也没赚。

创业失败后，我有了换个环境生活的想法，其实更多是因为我女儿。我初中以前过的是自由放养型的校园生活，也想给女儿小卡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基本上没怎麽抓她的学习。但到她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察觉到苗头不对了。

她这个时代，竞争比我们当时激烈多了，和别人相比她差了好些，重点中学肯定没戏，更别说考上好的大学了，如何接受好的教育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女儿小卡变得越发不自信。我想，给她换个环境或许会好点。

2007 年，我去咨询了移民中介，他们问我你学过啥，我说学过英语，对方便跟我用英语交流，我习惯了说日语，情不自禁用日语回答，才意识到英语已经忘光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开始学英语。

学了大半年雅思后，我考了 5 分，终于达到了最低要求。我申请技术移民的时候将近 40 岁，已经算是岁数很大，成功与否完全是碰运气。一旦失败，我在沈阳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对我自己是个非常尴尬的阶段。

准备出国的时候，我媳妇已经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了。她和我的性格正好互补，我爱闹腾，爱追求新鲜玩意，她则更想留在国内，不太愿意冒险。可一旦我认定了的事便很难改变，为了女儿的教育，为了一家人待在一起，她最后只能妥协，好在我们最后都申请成功了。

来到加拿大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送外卖，之后还做过送快递、开校车等等兼职。政府为了招揽劳动力，会为我们免费培训英语，学好了再去找工作。刚到加拿大的两个月，我超常发挥通过测试考上了语言课程班，拿到政府提供的资助金上学。为了缓解生活压力，我边上学边兼职送外卖，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我发现在这里很难再找到工程师、技术员这类工作。有国内的学历也没用，除非技术很好，和老板好好沟通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可我的英语水平和技术水平都达不到标准，这个途径不适合我。另一种方法是花两年时间在加拿大考个中专，重新学习机械，然后一步步提升为工程师。我不太情愿这样，再重新上学又得耽误多久呢？

基于现实考虑，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 不做工程师，直接当工人。为此我学了重型机械操控，还考了一个卡车司机的驾照，这样就有了两个职业备选。当时也是想，开重型机械这活相对简单，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玩玩、回国看看，做做自己喜欢的事。

加拿大的体力劳动并不累，入行之后，我彻底体会到了中国老话所说的 “磨洋工”。老外干活节奏非常慢，属于按部就班的类型，不急不火的，要是在中国这样干，公司早完蛋了。但说实话，他们的工作质量确实不错，很细致，很规范。

比如他们要求干活时必须穿一个铁头靴子，能保证锤子落下去砸不疼脚趾头。这样有点影嚮工人行动，很难有效率，但它讲究的是质量和安全。 如果工人觉得工作环境不安全，甚至可以拒绝工作。

和国内一样的是，在这里干活儿流动性也很大。可能只有政府职员这种工作比较稳定，像我这种搞建设的，哪儿挣钱就去哪儿干，完全是双向选择。有工友介绍更好的我就去，反正工程车都是公司提供的，我只要人过去就行。

到了冬天，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厚厚的雪把地面弄得非常实，不适合开展基建。所以不管是修路、盖房子还是建油田甚麽的，到了冬天就都没法开展工作了，这段时间我就歇著，等到开春才去干活儿。

不干活的时候，我每月可以领两千加元的失业保险，相当于一万人民币，怎麽都够我一家的生活了。干活的时候也就收入六七千，换算成人民币是三万左右，交完税之后也没有差特别多。其实冬天我也可以干别的活，但我就是不想干，觉得没必要牺牲生活去赚钱。

挣那麽多干甚麽呢，买房买车吗？我现在开的是丰田，这边的奔驰宝马也不是那麽贵，但对我来说普通车和豪车没太大区别，都是稀里糊涂开著就走了。再说买房，如果能买一个小城堡当然好了，但人睡的也就是那张牀，房子里有八个屋还是两个屋没有甚麽本质区别，我觉得都差不多。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就行。

对于女儿，我也没有要求她必须取得多大的成就，我希望的是她能够自立、自强、自信且快乐地生活下去。小卡出国后没有经历太多的不适应，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加拿大的生活，小卡还是决定在当地再读几年高中。

加拿大的高中和国内完全不同，更像是预备役大学，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帮助她们寻找未来的方向。这里的竞争压力整体要小一些，不唯分数论，原来学习普普通通的小卡，在加拿大也属于学习中上等行列。

她的课程压力并不大，每天上四节课，下午三四点放学，还有大量的课馀活动。每到万圣节或者是圣诞节等节日，小卡会和当地的学生一样，盛装打扮后去学校上课，生活非常丰富。高中毕业后，小卡还成功申请到世界排名前 100 的阿尔伯塔大学，整个人自信了很多。

平时有空她会去做家教、超市、前台等等兼职。她曾经在一家诊所的前台打了一年工，这个过程不光是接待客人，还要安排管理针灸过程中各类细节。店长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说小卡是他见过的所有的前台人员中最优秀的，如果学经济管理类一定很不错。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发现小卡显露出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中国，有的人可能更适合加拿大，只是土壤不同，每个种子结出来的果实也不一样。至少我很欣慰的是，以前非常不自信的女儿发现了更多可能性，也因此找回了自信心，现在的她已经完全有能力独立生活下去了。

而我的性格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心态比较放松，爱玩。我的同学一直挺羡慕我，觉得我很能玩。以前我就喜欢踢球、健身、摄影，围棋下得不太好，但桌球还不错，还经常和一帮哥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在坚持健身，希望自己能够有点肌肉线条，保持一个比较硬朗的状态。

来到加拿大后，我又学会了滑雪、打枪，还参加过埃德蒙顿市的业馀足球联赛，这些都是爱玩的。我还想开发一个新的项目 —— 打猎。在加拿大是允许打猎的，这并不是说我想去杀生，只是想尝试一个新的运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我觉得自己还蛮感兴趣的。

我喜欢玩很多的东西，并不属于始终热衷一行，但对于未知我总是保持著很大的兴趣。钱挣多挣少不重要，生活还是得过得乐呵一些。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买了辆房车，可以在冬天一家人一路向南开，开到美国玩去。中国跟美国面积大致相当，加拿大比中国还大，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已经够玩一辈子了，回国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日本、东南亚这些地方玩，真的足够了。

我还喜欢玩摄影，每次旅程，我总爱记录点甚麽。在我看来，人文摄影师作品最重要的其实是定格时代的记忆。一年前，我开通了西瓜视频账号 “加拿大老卡家”，开始在上面分享日常的 vlog，记录我们一家在加拿大的生活与成长。

网友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他们都习惯叫我老卡。我是一个比较开朗快乐的人，看到发布的视频能让大家笑一笑、评论几句，就觉得记录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的西瓜视频主业，基本上每天都会发视频。

在加拿大，我也会时常会想念家乡。我以前喜欢到北京爬野长城，那里和城市完全不同，只有从残败感中才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觉到大自然的广阔和自己的渺小，我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去享受旅途。

每年回国，除了回家乡沈阳和熟悉的北京，我还会去浙江、上海、江苏这些地方，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待上一个月，感受当地的生活。可惜疫情发生之后，这些计划都中断了，将来我还要继续下去。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 ——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自己也并不是追求万里挑一，只是想追求有趣的生活。人生路上的风景各不相同，作为普通人，我在这个世界上也留不下甚麽，做不到破万卷书，我可以走万里路，让自己尽可能活得充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