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落魄的华人男子，一段互相救赎的友情

在布鲁克林流浪者之家的第一个晚上，陈天（音）遇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陈天与家人疏远，孤身一人，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和自己的堕落感到愤怒和羞愧。他和妻女经常光顾的华埠餐馆、经常送孩子上小学的路线、皇后区友好的邻居——曾几何时，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标志，看上去那么安全。作为大学毕业生和前公务员，陈天不得不重新了解自己的城市，而且现在——这仍然令他难以相信——是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2012年的那个晚上，在东威廉斯堡的芭芭拉·克莱曼公馆，他看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中国人。那人很瘦，不合身的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陈天用专业的眼光打量着他：他是移民，很可能来自福建省；没有家人，不会英语，没有证件。

“我也在最底层，”陈天回忆道。“但我过得比他好。”

那人名叫林谟。陈天感觉到，如果他们是在几年前相识，那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会非常少。“一开始我对他很难说有什么好感，”他说。“但我们是收容所里仅有的两个华人，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

陈天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些严加保守的秘密，包括一项困扰他的犯罪记录。这些秘密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但他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当然也包括这个新认识的人，他只是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香港，在纽约长大，刚刚开始过上无家可归的日子。

林谟很犹豫，没有多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始描述自己在纽约勉强度日的岁月。他确实没有证件，虽然他在华埠的无数厨房里工作过，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早已不可能再做任何稳定的工作，他46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每天都在曼哈顿华埠的街道上蹒跚而行，在人行道上抽烟，在破旧的福建社区中心看破破烂烂的电视。

但这两个人很快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总是在收容所聊天，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分享大碗面条——熟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我们叫他们两兄弟，”布鲁克林食物银行组织者米雷耶·马萨克说。“他照顾林谟。林谟需要什么就通过陈天来领取。”

友谊有时很难得到纪念——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往往是亲人、伴侣和孩子。但是，友谊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中决定性的纽带，提供家庭无法提供的亲情，在孤独、饥饿的日子里成为一座庇护所。

那么，友谊能让你为自己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赎罪吗？距离在收容所的第一个晚上已经十年过去了，陈天依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收容所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之前离开，陈天和林谟形成了一套日程。他们一起前往华埠，在那里买些面点——只要陈天每个月通过公共援助得到的200美元能买得起。林谟最爱吃麦当劳的麦香鱼。他的牙齿一直有问题，柔软的鱼排比较容易咀嚼。

他们经常在华埠边缘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吃饭，一起坐在长椅上，看着周围的人流。有时候，他们去图书馆，在那里，陈天向他的朋友介绍了互联网和YouTube这个无底洞。林谟爱看中国的战争老片。

在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活中，陈天通过帮助新朋友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标。“我扮演白骑士的角色，”当两人愈来愈亲密时，他记得自己这样想。他已经很久没有当过任何人的白骑士了。

随着时间过去，他发现林谟几乎没有在纽约好好玩过，于是陈天自告奋勇，当上了私人导游。

陈天记得他们第一次出游是去康尼岛。两人坐地铁到终点站，去看水族馆。陈天小时候，学校曾经组织他们去过那里，他还曾经带着妻子去那里约会——甜蜜的回忆里夹杂着一丝钻心的痛楚，这是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从没来过水族馆的林谟身上。这些海洋生物、色彩斑斓的鱼类，以及海底世界的宁静让他的朋友感到惊讶，也让陈天感到高兴。“他的眼神真的很惊讶，”陈天说。

他们沿着木板路走，买了热狗当午餐。那天下午，他们的生活似乎超越了收容所宵禁和公园长椅。他们是纽约人，这是他们的城市，也许他们会再吃一个热狗，有什么不可以的。陈天埋了单。

他们继续探索纽约，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仿佛置身明信片般完美的蒙太奇。他们乘坐斯塔滕岛渡轮，从甲板上看去，天际线如同一座可以捧在手里的积木玩具城。他们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逛了几层楼，林谟就觉得无聊了，于是他们马上改去中央公园。但是布朗克斯动物园之行十分成功。

“尤其是那只老虎，”陈天回忆。“老虎真的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老虎。一切都是他第一次见。”

纽约的历险成为他们友谊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见过他们的律师、救援人员和朋友都惊叹于他们对彼此的忠诚。模糊的快照、警方报告、移民表格、非营利机构记录、法庭笔录和旧电子邮件也记录了他们多年在一起的大量细节。

有一年12月，他们甚至去中城的梅西百货看圣诞老人。

他们站在队伍里，两名无家可归的中年男子在一群孩子当中显得鹤立鸡群。即使有家长斜眼看他们，陈天也没有注意，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终于排到前面和圣诞老人合影了。照片中，陈天坐在右边，面带笑容。在圣诞老人左边，林谟坐姿僵硬，双手紧握，放在膝盖上，身上是松松垮垮的外套。拉链拉到领口。他微笑着，显得不知所措。

离开之前，陈天向圣诞老人翻译了朋友的愿望：一张绿卡。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在收容所安顿下来。随着这里的居民不断进进出出，两人把自己的小床挪到了一起。

那时，林谟捡了一部有人放在公园长椅上的旧智能手机。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用陈天的网络热点上网，看他的老电影。

收容所里的打斗和抢劫并不少见，但是陈天以一种硬汉的姿态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然而，在2014年8月1日晚上11点左右，他正和一名收容所管理人员交谈，林谟睡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名有前科的收容所住客扑向林谟，打伤了他。当陈天找到自己的朋友时，林谟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他的嘴上有一个大伤口，鼻子里也在流血。陈天陪他去了医院，警方逮捕了行凶者。

林谟脸部骨折，需要做手术。当他醒过来时，陈天就在他身边，试图抑制一种奇怪、紧张而又离奇的兴奋之情。

“我说：‘林！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知道自己的朋友听不明白，但他也没指望他能明白。

在他们相处的所有时间里，陈天一直有意不谈及自己的过去。他谈到过自己的妻女，但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只字不提，也从未提及自己被捕的经历和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

他从未分享过的是：1990年代初，他曾是肯尼迪国际机场的移民官员。他的工作包括与寻求庇护的华人面谈，他们是绝望地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是像他自己的父亲和林谟那样的人。

他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里，他目睹了随之而来的移民潮。一夜又一夜，他听着有关迫害的陈述——其中许多肯定是真实的，也有许多肯定是夸大了。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父母的生活有所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也会成为那些排队等待怜悯者中的一员。

现在，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殴打，陈天想起有一种特殊的签证——U签证，对吧？——这是专门授予移民中的犯罪受害者的。他跑到图书馆，用那里的免费电脑研究移民法。

他去研究了好几次才确认，但是不到两周，他就给在华埠处理移民案件的律师T·J·米尔斯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恕我冒昧，我希望您能研究一下，看看U签证是否适合林先生的情况，陈天。”2014年8月13日，他写道。

陈天仍然没有向林谟、米尔斯或其他任何人透露他在移民执法方面的职业生涯。“我的背景很不堪，”他最近说。“不用说了吧。”他叹了口气。“他们说我是个黑警。”

1993年，当联邦特工在陈天的口袋里发现1700美元后，他失去了移民工作，这笔钱是他从一名中国商人那里勒索来的。那名男子降落在肯尼迪机场并申请政治庇护。陈天说，除非他交出钱，否则就把他送回中国。数小时后，联邦特工逮捕了陈天。他认罪并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年。

然后，几年后，他再次被捕，这次的情况更糟。2003年，他被认定为一场骗取数十名中国移民毕生积蓄的跨国阴谋的主谋。检察官说，陈天在纽约各地设立了虚假办公室，并承诺向希望将亲属带到美国的移民发放签证。他声称他为政府工作，通过他的关系，他可以为他们获得签证和绿卡，收费高昂。他们说，交钱后，他就消失了，改了名字和地址，故技重施。

检方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写道：“作为一名中国移民的陈天掠夺了一群努力工作、不谙世故的中国移民，这些人极力想把他们的亲属从中国带到美国。”

他被指控窃取大约100万美元，受害者包括老年女性、农民、裁缝、已婚男子——这些人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在纽约建立新生活。一系列证人在联邦审判中作证指控他，一再在法庭上指认他是主谋。他是这场阴谋中唯一一名被送进监狱的人。

直到今天，陈天仍坚持认为他是被陷害的，当局针对他只是因为他的前科。他给法官和其他联邦官员寄去长长的手写信，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

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大约十年，并于2012年获释。他试图与妻子和女儿团聚，但结果很糟糕。他最终沦落到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非常想重新开始，但不知道从何做起。然后他遇到了林谟。

“天上的神还是佛派我来帮助林谟，”他说。“他是非法移民，而我是一名前移民官员。我遇到他并不是巧合。”

随着朋友的伤势慢慢康复，陈天急着帮他拿到签证。

陈天想起了米尔斯，他是唐人街教堂的一家免费法律事务所的移民律师，曾经研究过林谟的案子。袭击发生前两个月，这位律师寄信到林谟所在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委婉地告诉他，获得合法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你显然是带着伪造文件进入美国的，很难对你的审查和申请作出验证，”他写道。

尽管如此，米尔斯和其他社工还是被这两个人的友谊触动。他们不知道陈天的过去，但他们钦佩他对林谟的无私关照。“陈天一直在他身边，”米尔斯说。“陈天是他最好的朋友。”

在了解了林谟的案件后，米尔斯很快同意陈天对U签证的理解是正确的，该签证于2000年设立，旨在保护在美国遭受虐待并愿意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移民。米尔斯开始为林谟处理申请。

陈天成为中间人，帮助米尔斯收集袭击事件的警方记录、列出林谟伤势的医院文件和大量申请表。通过两人的合作，陈天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对移民法律的驾轻就熟让米尔斯越来越佩服。

米尔斯在写给陈天的信中说：“我实在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你对待林谟这样，可以对一个朋友付出如此多的友情与支持。”

随着林谟的案件在移民系统中取得缓慢的进展，他最终向社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2019年，他在接受与米尔斯一起工作的一名志愿者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福建农村的家庭农场长大的经历。年轻时，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在福州举行的集会，呼吁更多自由和改革，结果发现自己被当局列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他说，由于害怕被捕，他逃离了自己的家，开始了在美国寻找安全之地的艰辛旅程。

他说，在一群同情者的帮助下，再加上他无力偿还的一系列贷款，他最终到达了泰国边境，并最终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飞机着陆后，他躲进机场的男厕所，确定那里没有人监视他。他说，他撕毁了护照，默诵着两个字母前往海关：PA—— Political asylum（政治避难）。

他被允许暂时入境，但在法官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躲避当局，做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害怕被发现。“我在一家厨房找到了工作，拼命工作，来租床位，还债，养活妻子，”2019年，他通过翻译说。“我干了八年，然后我的身体垮了。”

最后，他来到了纽约，在各个收容所之间辗转。“我很害怕，”他说。

米尔斯对他的故事念念不忘。“我对林谟的全部感觉，尽管我不太了解他——他的一生都是在拼命活下去，”他说。“艰苦的生存，不断遭受打击。”

签证花了四年时间才通过，但还是成功了。2019年4月2日，在进入美国28年后，他收到了签证。文件批下来后发到了陈天的电子邮件地址，因为林谟没有电子邮件，当时他俩正在华埠的公园里。

“林谟脸上露出了这些年来最美的笑容，”陈天回忆。“他不停地让我把每一行都读给他听，一遍又一遍。”

现在林谟有了签证，去看牙医、修复牙齿就容易多了。也许他终于可以离开收容所了。只要他在三年时间内一直留在美国，他就可以申请绿卡。他终于可以把他的妻子李火梅（音）带到纽约了。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见过她了。

“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林谟在2019年对那位非营利机构志愿者说。

陈天改变了这位朋友的生活，却没有透露自己曾为政府工作多年，以及曾经被捕的秘密，但在林谟拿到签证几个月后，有一天，林谟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移民官吗？

公园里有人给他提供了线索。现在他想知道，陈天一直在耍他吗？他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能帮自己拿到文件？

据陈天回忆，对峙很快变得紧张起来。“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回忆自己对林谟说。“你以为你是怎么拿到签证的？你应该感谢我。”

一种冰冷的感觉渗入了他们的友谊，但陈天说，他们最终还是摆脱了它。他们继续在一起，陈天继续帮助林谟在这座城市里四处走动，看医生。

他们一起吃过无数次饭，很快又有第三个人加入进来。林谟的妻子来到了纽约，两人开始设想如何在美国共同生活。林谟仍然住在收容所，而她住在家人的朋友那里，但他的梦想是为两人找到一套公寓。

“最重要的是找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的地方，”他在2019年说。

2020年3月，陈天带着林谟去贝尔维医院中心治疗胃病。医生让他留院观察了一夜，然后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时正值大流行初期，医院暂停了所有探视，但陈天说，一名社工经常从医院给他打电话，让两个朋友可以视频聊天。

在他们谈话时，林谟显得很虚弱，无精打采。陈天很担心。几天后，医院表示，林谟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然后，4月17日晚上，陈天记得医院打电话给他。“他们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所以我已经感觉不妙。”

下午7点33分，林谟标去世，他是纽约第一波新冠疫情的早期受害者，卒年53岁。

他的遗属包括妻子李火梅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在另一个美国城市有了自己的生活。记者无法就本文联系到他们。他被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他儿子家附近的一个墓地里。他的棺材上刻着“谟标先生，1966-2020”。

朋友去世的那天晚上，陈天直到午夜还无法入睡，给米尔斯发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写下自己的想法。

“现在我问上天，是你让我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只因为这部分工作适合我来做，”他写道。“现在你又把他带走。”

现年65岁的陈天经常用他那部破旧的手机翻看朋友的照片。他终于走出了收容所，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的一间公寓里，那里堆放着塞得满满的箱子和鼓鼓的塑料袋。其中很多是属于林谟的。他经常去华埠，在一个食品分发处做志愿者。他专心研究自己的案子，每晚都在研读他的旧审判记录。

他仍然时不时能看到林谟：在华埠的公园里，老人们一丝不苟地绕着圈散步。在B60巴士上——林谟经常坐这列巴士来找他。还有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仿佛永无止境。在自己的法庭案件记录中，他也能看到林谟——他的指控者对合法身份的诉求与林谟类似。

岁月流逝，曾经与这两个朋友相处过的人都还记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记得自己曾被这种关系深深打动。

“我觉得林谟让他找回了自我，”非营利组织志愿者丽贝卡·库尼说，她曾在2019年采访林谟，和两人打过一些交道。“就好像林谟帮助他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感觉。”

陈天几乎从未向库尼透露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库尼记得，他和林谟似乎都迷失了方向。“这两个人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储备了那么多东西，可以向对方付出友谊。”

今年4月，在林谟逝世两周年之际，陈天乘地铁去了贝尔维，在附近找到了一张公园长椅。即使朋友已经离开，亲密友谊中形成的仪式却永远难以忘怀。

他点了一炷香，摆上了林谟最喜欢的食品当做野餐：炸薯条、可乐和麦香鱼。葬礼结束后，陈天拿走了林谟的假牙——不管有多可怕，这都是朋友留下的纪念——此刻他把假牙放在食物旁边。

他大声叫了几次朋友的名字：“林，林，林。”然后他吃了三明治。在吃饭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林谟的午饭——没有人走近他。

他迟迟没有离开长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