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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陪读记:我读自己的书,任女儿躺平吧

www.creaders.net | 2024-02-11 14:56:48  INSIGHT视界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一、

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义务教育宣言”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U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一对一教学”——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UBC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35加元一小时(约等于180人民币)。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我租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等混熟了一些,发现西人爹妈和中国人爹妈,完全是两种当法。

西人当爹妈,主打一个“陪伴”,他们门前停着房车停着船,有的人家门前甚至停着两三艘船,西人邻居一碰面,总是会问:“带娃儿到哪里去玩来着?”平时孩子早早下课,自己会去滑板公园游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妈就带孩子外出骑车爬山露营滑冰滑雪。不旅游的时候,就全家上阵整花园剪树枝,圣诞节一家子上梯子架灯,把房子搞得灯火辉煌的,就像中国的灯光工程。他们觉得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带孩子去补课?没听说过;监督孩子学习?也没听说过。

一个西人邻居总结说:当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满口是爱,没得钱”,孩子成年之前,对其轻言细语,像对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成年后,要想做啥都坚决支持——至于钱,自己去想办法。

而华人当爹妈,主打一个“奉献”,孟母三迁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绩当成战略目标来抓。下午3点一下课,华人父母就来接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费用每月上千。妈妈之间会深切交流哪里的补习老师好,有什么证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升学季,你就看,麦吉尔、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好学校都是华人娃娃能去的,相当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华人爹妈说话虽然没有西人爹妈那么轻言细语,但对孩子的付出是实打实的,给孩子买一套房当“成年礼”是标配。

我那时在当地华人报社谋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穷),但“怎样给娃买房子买得安全”的普法类的稿子,每个月都要写一次。华人爹妈的奉献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诉思思:“我们家是这个社区里最有上升空间的,他们谁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间大。”

思思深以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当妈妈,也很有上升空间。

加拿大陪读记:我读自己的书,任女儿躺平吧

七年级就像个缓冲期,热情的宽师们带着思思一下就混过去了。那时我的英语不够用,和补课老师没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学班主任联袂来找我,说:“我们很担心思思,中学的教程比小学快,要求团队合作,要求演讲,思思很难跟走的,要给她加倍的帮助才行。”

当时我想:哎,加倍的帮助,但是还怎么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补课,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学里,思思的难题来了。

首先是上台演讲。思思有点害羞,老师喊她用英语演讲,她上台之前紧张得三天吃不下饭,上台讲完之后还要再躺三天才回得过神。但学校的老师偏偏特别爱布置演讲,不管孩子外向内向,一个班就十几个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查资料,到时上台演讲。

而到“小组合作”时,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发组起了队,大约是他们平时在一起打球滑冰,本来就熟,团队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而中国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只能组成了纯留学生组。

适应不了的思思,从十年级开始逃课,常常是课堂上要演讲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学校的角落里独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医院了。如此下来,她的各科成绩和我的薪水一样,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师给孩子们发考完的卷子,都要盖着分数发,表扬成绩优异的小朋友也要课后留下来偷偷地表扬,免得刺激了差生。

没有了快递和外卖,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里手忙脚乱,锱铢必较,走进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够时间给女儿强调:“从十一年级开始,成绩单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紧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么抓紧,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国小留学生们的圈子。小学时,孩子还可以忽视的贫富差距,此时成了问题——班上的小留学生见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对方脚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气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类。听说有个小留学生,家里衣柜一打开,一地的鞋子,上万刀(加元,下同)。

其实,送孩子留学,是把娃大部分的学习压力转嫁为家长的经济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小留学生,家里是真的有矿的。有个女孩说要炒股,她爹直接划给她2万加元,让她炒就是了(相当于11万人民币扔水里了)。还有一个女孩,爹妈直接在本地买了房子,请了保姆来照顾她。可那女孩并不领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学校食堂点外卖,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吃啥,我一起点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说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卖价格十几刀,配送费还要十几刀,如果要回请,几个同学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门槛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独。说什么留学是丰俭由人,都是骗鬼的,对富人来说,丰,就是给娃买个房子,俭,就是只买鞋子不买房子。

我忍痛给思思买了一两双贵鞋子,一两件贵衣服,看她还想配齐包包,便忍不住训斥她:“你是不是傻呀,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们比学习呀!你看妈妈的朋友们,妈妈说喝五块钱的咖啡,她们家里就算再富,也不会说要喝十块的。一个团队的消费要以最穷的这个为准,否则就是故意排除这个最穷的。”

思思眼含热泪,比我还要悲痛,大声给我吼回来:“你喊我和他们比学习,那你为啥不去和他们的爹妈比赚钱?上学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们玩没人带我组队,那分数从哪里来?!”

进入青春期的思思,开始成天照镜子。她就像个闪电娘娘,每天在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拿着小镜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无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颜。我见到,忍不住泼冷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看一张名校的通知书最好看。”

思思不爱听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压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打压我。”

她作业做不来,不知道问谁,也不去问。打开学校的个人页面,都是红的,一堆没完成的作业,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尔看一眼,血压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学校是没有平均分这一说的,否则她在教室里站起来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业,我要从早上“请”到晚上,她才愿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业——其实看到那些作业,我也头皮发麻,真希望给她点拨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并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机,手机比我这个亲妈还要亲。各种游戏,我看她都有个账号,每天的时间被手机排得满满的。

中国爹妈的做法自然是“严打”,我试图定规矩:晚上10点钟关网,每天只能玩2小时游戏。可思思对这个规矩嗤之以鼻,大声抗议:“你关了网我就要学习了吗?我就算没有任何玩的,把墙壁抠一个洞出来也不学习!”

我二话不说,给家里的网络安了个监控软件,每天晚上10点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设备网络连接一关,世界清静了。而思思则在她的房间里把门一关,鸦雀无声。

我们娘俩这样耗过了几个月,思思的成绩和以前一样差。一天半夜我惊醒,打开手机一看:天啦,APP为啥又自动把网络打开了呢?一查,才发现原来思思也下了同一个APP,直接把自己设为“管理员”,实现了上网自由了。

我气炸,想要物理消灭手机,几次把思思的手机抢过来、锁起来。思思以牙还牙,也把我的手机偷走、锁起来。我们娘俩针尖对麦芒,我吼她,她就吼回来。我想打她——哼,还不敢,我不想招来警察给自己搞个犯罪记录。什么天地君亲师,在加拿大这边,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思思和我对放狠话: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岁就搬出去住,再也不会回来!”

“你等着,我给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养老院!”

思思作业一塌糊涂,成绩每况愈下。我和社区里的陪读妈妈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弃我不会说英语,又没本地工作经验,觉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听我的意见。”我也深深叹口气:“我说两门外语,做国际新闻编辑,我的娃也不肯听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听人话的。”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咪,阳光好的时候,我踮着脚把猫咪往葡萄架一送,猫咪就手脚并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着脚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这边的家长会都是“一对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师面前,等着老师说思思的各种不足,思考着要怎么用英文狡辩,还不能把老师给得罪了。不料,老师拿出个小本本,告诉我,思思这样good,那样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这时,我听到走廊里叮咚作响,一个手脚明显不协调的孩子,推着咖啡车过来了。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围过去,各种彩虹屁,好像那个娃是省长的娃一样: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给我加点奶油吗?”

“你能给我来点红茶么?”

我伸头一看,那个娃一只手抽着,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但他满脸深感自己有价值的笑容。

我缩回头——好吧,既然我拿手机和拖延症都没有办法,就让思思在学校excellent吧。

疫情来了,加拿大刚开始管得挺严,虽然政府没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师殷切打来电话,问每个小朋友有没有电脑,有没有iPad,如果没有,就发一个——因为学校要开始上网课了。

“不用,谢谢,我家很多了。”我真想告诉老师,我家电子设备已经多到我恨不得把它们都砸了。

网课材料是紧急拼凑的,教学质量只有天晓得,老师显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业,随便学生大爷们爱听不听。老师安慰焦虑的家长说:“疫情是个黑天鹅,遇到黑天鹅,我们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学习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可以学的。”

三天两头,老师在网课里放PPT,思思躺在桌子旁边舒适安全地玩手机。看到她宝贵的时光倏然飞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开始收手机,拔网线,母女就又是一场恶战。

母女大战完了,我还得当妈,还得重新怀柔。既然之前“专政”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只好开始学习西人爹妈的轻言细语。

轮到学校恢复上课的时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话坏话说尽,祖宗戴着耳机,就把房间门一关。打吧,加拿大不让;骂吧,人家戴着耳机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游戏厂家统统干掉——跑到加拿大来玩手机,干嘛不在中国用5G玩呢?还节约了路费!

我四处取经,打听家有“逃学狗”怎么办。一天,社区里有个白人妈妈来敲门,上门给我传经送宝了——差生和差生的妈妈是一家,不论肤色的。

这个白人妈妈是个医生,在当地医院工作,看心脏的。十几年前,有个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医院,还带着一个瘦小的女婴。那个白人姑娘吸毒加心脏病,很快就不行了,医生就把小婴儿收养了。医生的老公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的儿子当时才几岁大,也帮着照顾小女婴。

我在教会遇到过那个长大的女婴,长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学,在课业上比思思还要痛苦,学校老师最后建议她进了另一个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个放牛班),那组学生有专门的老师看着所有跟不上课程的学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任何教学目标的。

即使是这样的宽松环境,那姑娘还是不敢去上学。女医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摆着一堆脏盘子,床上摆着一个姑娘——在玩手机。

刚开始,女医生会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学?然后姑娘就哇的一声哭出来,整个人崩溃了,第二天更不会去学校了。

带姑娘到医院看,诊断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开药,吃了,头痛,又去诊断,焦虑症,再吃焦虑症的药。两种药都吃着,姑娘还是看不进书,不敢去上学。后来,女医生就跟着本地的心理医生学会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溃时,就放低声音说:“哎,你一定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一定是对你太难了。”然后,再拥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气息奄奄地看养母一眼,说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气去上一天学。

女医生握住我手说:“有时候我也会崩溃,对着她一顿爆吼,接着我就会后悔,然后告诉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谅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empathy。我们当妈妈的,要永远平静,永远充满力量。”

女医生自己是麦吉尔读出来的,老公和亲儿子都是UBC的毕业生。家里姑娘缺课记录一团红,不交作业一团红,包括高中上stream,都是一家学霸无人见识过的情形。我想,在女医生违心地说“这确实太难了”的时候,她体内的学霸灵魂一定在尖叫:“这TM的到底难在哪儿?难在哪儿?”

思思连着逃了两周的课,我天天在家练习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谁?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门课不及格?要不咱们就去stream嘛。”

一天下午,思思学校的辅导老师来敲门,手上还提着一个糕点盒子。思思“嗖”地窜回自己房间。我很惭愧,扯谎都不晓得该扯个啥子谎——用英语扯谎太难了——只能两手一摊,说:“谢谢老师来看她——她不出来。”

老师是个50多岁的白人女士,听说也读过心理学硕士,是见过大场面的。她微微一笑:“我来这就是帮忙的。”然后,就走去敲思思的门。

思思房门紧闭,装死。

老师吃了闭门羹,说:“嗨,思思,我买了一盒甜甜圈,收齐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欢,先给你拿来了。你把你喜欢的选出来,明天上学把剩下的带过来,我们一起喝咖啡。”

说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门口,老师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劝,像老鼠一样钻出门,带着甜甜圈去上学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学,那被宽师们继续拖着走吧。

加拿大的每个公立学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学习助理)——就是给差生提供一对一免费辅导的老师。差生如果有作业做不来,去找这些老师,老师总要先陪你哀叹一番,提供情绪价值:“哎呀,这玩意太难了——不过我们有办法。”接着一顿手把手辅导,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个国际生,英语差到无可再差,疫情时走进辅导室,老师只做了个手势说:“Please wear your mask(请戴上口罩)……”他就吓得一下退了出去,问华人同学:“她是不是喊我‘滚出去’?”

就这样差,也能留学,也能跟着老师学下去。对于家长来说,只要孩子在学习,终归是有希望的。思思没成为失学儿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学校后台个人页面,只能像鸵鸟一样埋下头,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干预。

跟国内的亲戚联系,才知道我在国内的小侄儿也是疫情期间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学,最后勉强去了,也是各科成绩倒数。老师都有任务有绩效的,于是班主任出面劝退,喊几个差生的妈妈来学校领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学。

别家孩子的妈妈惭愧得很,把娃领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产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长理论:“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来,是要他们学好的,现在你说他们不学好,撵他们回家,那你学校的责任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家家都只有一个娃,娃退学了对一个家庭是什么后果?”

校长被她说得哑口无言,给出一个活口:“如果孩子过段时间调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来。”

堂姐一气之下,自己也辞职了,回家专职哄娃,终于,一个月后,侄儿又肯上学了。

娃一进教室,老师翻了个白眼:“你还晓得来嗦,在屋头睡起多舒服的么。”于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18小时的手机,瘦成一张纸片。

看着儿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头发跟着白。她翻出来一个观音菩萨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学不上学都没关系,活着就好。

听说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学校,和我通视频电话的堂姐眼含热泪:“如果学校的老师愿意来给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给学校扫街都可以的。”

等疫情稍有好转,思思的小留学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学生们春假商量着要去多伦多玩,机票、酒店的花销,都是毛毛雨。但一个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于是另一个小富豪敢做敢当地说:“你就告诉寄宿家庭,说是去我家住两天,直奔机场就是了。”

娃们在多伦多开心过完周末,都回来上课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在教会聚会上碰头,有一家说:“我家娃到你家过周末,麻烦你啦……”

事情就这样穿帮了,寄宿家庭的家长们震惊了,跑到教育局去报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结果,教育局以“dishonesty(不诚实)”的理由开除了三个小留学生。妈妈们来了,气得要命,又到处给孩子找私立学校,否则学签失效,只有回国。我暗地里因为这事开心了好久——被开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好了,这下孩子们在学校总不会再比鞋子了吧。

学校里比鞋子的氛围弱了那么一点,小留学生们又开始比伙食了。思思这次得到了反杀的机会,中午在饭堂坐齐,同学们打开饭盒,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开饭盒,红烧丸子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白米饭,对其他同学来说是满满的暴击。

有天中午,思思打开一盒卤鸭子,一个小留学生失声问:“这是在哪里买的?我要买,我打车都要去买。”

思思露出四颗牙微笑:“这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们顿时枯萎了。

不过,叛逆期的孩子是不会让父母好过的,他们只是换着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辈子,也比不上别的留学生有钱,那我何必要读很多书赚很多钱?我觉得我过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过平凡的生活嘛,高中毕业不毕业无所谓的。她躺在床上继续打“王者”,六门课有四门要挂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从中国小留学生变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朴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样子。但我也看到当地底层白人是怎么生活的——姑娘小伙高中读完,去寿司店里端个盘子,去面包店里烤个面包。都说“求其上得其中”,求一个好生活,折腾半辈子,可能就落个平凡的生活,而求一个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帐篷了——何况,思思所谓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这当妈的奋斗了半生才得来的最有上升空间的生活。

我企图说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外人预备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还是要考个大学,不行考个社区大学也行啊,找个时薪高点的工作,穿好点吃好点住好点,过更有品质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机,大声抢白,好像我不是她妈妈,而是仇人:“你总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资有多高?读书好,你自己怎么不去读?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自己不飞,生个蛋,喊它使劲飞。”

和思思对吼一番,我喉咙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也会像那个医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毕业证都领不到就去面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辈子的“王者”,我觉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钻到思思的身体里去,卷每一门课,卷进大学,走上人生巅峰。

我想到了邻居家养的狗——前一阵,它也当了妈妈,生了崽,刚开始爱得不行,成天都在窝里舔小狗崽,出门遛弯的时候像箭一样掉头往家里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处跑,狗妈妈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妈妈眼皮都不撩它们一下,管你去哪里,反正莫要影响我的狗生。

看着后院子里狗妈妈在游刃有余地带娃,我感到自己还没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两个司机坐在同一辆车上争夺着方向盘,车子被我们娘俩争夺得歪歪扭扭,险象环生。


在中文社区里,一说到学习,就是“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学习还是让下一代去吧,我们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远是守着孩子学习:送娃去补习了,送娃去英语了,送娃去……总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是给娃的,父母就是24小时随身的保姆加司机。

为什么要守着孩子学呢?孩子自制力差啊,孩子贪玩啊,不守着,学不进去啊。那,爹妈的自制力强,不贪玩,不用守就学得进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学,我干嘛自己不学呢?

我冷静下来,给思思下了最后通牒:“那好,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高端职场女性风)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华人总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在西人社区,人退休了都还能去大学读个免费的兴趣班。我在教堂见人就说我的梦想,很快,教友们就派出一个UBC毕业的爷爷和一个阿尔贝塔大学的奶奶来辅导我学习了。他们每周在Zoom上见我两次,陪我看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连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给college打了几个电话,每次接线员一说话,我就心跳得厉害。

一次在教会,一个本地老板走过来,诚恳地对我说:“10年前我从叙利亚当难民过来,决心要读书,就去读了个水管工。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过来了,我有自己的企业。读书的时候我写下我的梦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过来,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不要觉得自己基础差,每次想放弃,就把梦想拿过来看。”

这个老板真是一个励志模范,我所在的社区,这家水管公司有好几辆水管维修车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梦想写出来,随时拿着看——我的梦想就是: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

私立学校热情似火,在谷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们的广告。招生要求宽松得让人如沐春风。招生顾问口沫横飞:“我们的专业,毕业后工作随便找。下个月就开课,你得抓住机会。你可以在A校区上课,也可以在B校区上课,很灵活,随便挑!”

我问:“请问老师是谁?他的职业背景是啥?是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教所有的课,还是几门课各有老师呢?”

招生顾问:“你问了个好问题……等回头老师确定了,我会发邮件告诉你的。”

再一算学费,2年,2万多刀。

招生顾问:“你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政府还会贴补你2千到3千刀。而且我们不用考英语哦,不用考英语哦。”

这个college就是自己出一张卷子,英语加常识,答对一半,就能入学。再去公立college一对比,同样的专业,2年学费只需要7千多刀。哪个老师教哪门课,清清楚楚,老师的头衔专业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会下个月要开学,这个月老师还不知道是谁。

不过,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语的,学校接受的英语考试五花八门,包括但不限于雅思、托福,从LPI(UBC发展出来的一种英文测试)到LEAP,不同的级别能进入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又对阅读和写作有不同要求。

这真是一次实力劝退,在老爷爷老奶奶的帮助下,还有“不考英语就要花2万刀学费”的刺激下,我缴了65刀,报了个公立学校的入学英语测试,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阅读、写作、词汇,加起来要考3个半小时,这时间雅思写作考完3遍了。卷子一发下来,这个单词字好像认识,那个单词也好像认识——但都是“好像”啊。

文盲泪流满面地爬出了考场。

65刀考试的分数出来了,听说读写都差一点点——难道只能去交2万刀的学费去上私立college了吗?

我发挥了记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学主管邮箱地址翻了出来,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约到了补充面试。教学主管是个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问:“为啥你要求补充面试呢?”

我老实回答:“因为我想读这个专业,但是考不过你们试。”

得益于教会老爷爷老奶奶的一对一辅导,我英语虽然差,会说的词都是字正腔圆的。然后,我就用有限的口语发功:“刚来加拿大,我在面试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老板就告诉我,第一代新移民,是开不了花的,就像是石头上开不了花。要第二代,我们的孩子,他们才能开出花。”

“Bloom”这个词儿大概是在面试语境中太不常见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着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开花的。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石头上也是可以开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没有使用“bloom”这样表达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听懂了,她眼圈儿一红,我也眼泪汪汪地看着她——不是我爱激动,实在是考不过这个英语考试,也不愿意多花1.3万刀。

老太太开始帮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语听力都还可以,为啥写作阅读就是不过呢?是不是我们的考试形式你不太适应?我打印个文章给你看,你告诉我内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给我打印了一条新闻,是关于政府限制房租涨幅的。我稍微一复述,她就赶紧宣布我过了,可以报名上课,只是升级的时候,要补考英语成绩。我热泪盈眶——终于省下了我的1.3万刀,我终于走上了读书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我把录取通知书在饭厅里一贴,让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走进college教室的时候,里面的白人一个比一个年龄大。教学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肠放过了我,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过关。白人老师在讲台上面滔滔不绝,我在下面呆若木鸡。老师讲到后面去了,我都不晓得翻页。

但我心里是充实的:女儿的时间被浪费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呀!

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心里舒服了。

啃书的时候,我也会一头懵: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啥在读这么难懂的东西?听到课堂上有同学自我介绍:“我是UBC某某专业毕业……”顿时觉得天上响起音乐,地上撒了鲜花,我自己拿话筒站到舞台中央,只能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所有的TV,让我荣幸地和UBC的毕业生做了同学……”

为了让思思哭出来,我对每门课都是一个死缠烂打。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听不懂的就反复听,还要做题,内在的小人儿被虐得满地打滚。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门课,都有相应的学院挂上来网课,开字幕,跟读,听写,我的朗读成了家里的BGM。

思思想要开个黑(打“王者”),队友问:“谁在读书啊,这么大声?”

思思情绪立时有点低落:“哎,那是我妈在读书。”

思思怕看教科书,其实我也怕。拿着几百页厚的英语教科书,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决定把教材往谷歌翻译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制中文翻译本。UBC老爷爷和阿尔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会在Zoom见我,给我摇旗呐喊,陪我做作业,写小作文,顺便纠正我读音语法的错误。等我翻译到半本书,200多页的样子,也不用谷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范进中举一样,跳出门,跑上街,大声疾呼:“我看懂书了!我看懂书了!”

思思看着我成天得意洋洋,有点小羡慕。

学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说到考试,我一点都不怕。在考试之前,老师会发下来一份Review(复习)。这张纸,加拿大学生只当是寻常,我却如获至宝,会查字典一个个背下来——这样,75%的考题就在手中了。

一学期有4到5门课,我越来越忙。我每天早上6点半闹钟都不要就会醒来跑到公交站去等车,8点钟准时坐到教室里,等着老师们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国的大学,宽松得很,随便你怎么学,过关就好,这里的大学就像中国的高三,每天8小时课,还要留下一堆作业让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开始摆烂:“我看Costco的蒜蓉面包就挺好。每周买一条,加黄油奶酪火腿3分钟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锅。”

我的话像晴天霹雳,劈得思思一脸的生无可恋。但我确实发现,中国家长做饭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每天花费几小时做饭之后,难免要发“娃好好学习以后找个好工作”的梦,发梦不顺利,就要开始唠叨,就要和娃闹矛盾。为啥要浪费时间发人家的梦?我要发梦就发自己的梦。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里的清洁,我只做我自己的卧室。上街买衣服买鞋子,我只给自己买,因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师成天说,同学们,不懂就问哦,不要等到quiz(测验)才问哦。然而,文科专业的弯弯绕,是非母语人士连问都问不出问题的。我这样的混进college的学生,如果问问题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办?

作业更是让我白头搔更短。例如:“阐述你对加拿大宪法的看法,特别是联邦与省份的分权条款。”——我能有什么看法?加拿大的宪法,那咱们当然是坚决拥护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

这种问题要是去问老师,她就会发现我是混进来的了,也许给我开后门的老太太还要吃瓜落。可去教会的老爷爷老奶奶,没学过四项基本原则,问中国邻居,他们也不晓得加拿大还有个宪法。最关键的,college不准上网抄答案,每3个词雷同,就算抄袭。

每周都是这样的一堆灵魂之问,老师一要论文就是几大篇,作业大叠大叠地交,东拉西扯地凑。穷于应付中,我终于现了原形,被另一个教学主管揪出来了。她的眉毛上挑进了头发:“这位同学,你为什么写的英语一长,就这么不流畅?你怎么过的入学考试?我们这行非常考文笔的,你这英语文笔,写个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职念英语,否则我没法给你毕业证书。”

刚考了一门的期末考,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论一条龙,考格式一条虫。这个考试考格式,还倒扣分,不管我写了多少舌绽莲花的内容,只要有格式装订行距错误,就直接扣分。我差点被扣到“归零”。

过去我看思思的成绩单,总是浩然正气:“这个居然是C?我看你是游戏打多了。”现在看看自己作业上的几把大叉,成绩单上的D、E、F,对女儿都是理解和祝福。

这时候,白人女医生又来敲我门了:“我女儿的心理医生退休了,我给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就住在你背后这条街,走,我们一起去他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心理医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着预约的么?不是一小时两百刀起价的么?我跟着女医生跑到心理医生家——这就是阶级姐妹的爱啊——退休的心理医生才落地,就被她运送到我面前,我恨不得亲她一口。

心理医生是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侧影像格里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护士,倒上茶,摆出来一堆苹果梨子饼干点心给我。

“你说思思学习差,她到底是怎么个差法?”老爷爷问。

我被学校折磨得够了,写的论文也多了,说话不再颠三倒四了:“我们家,成绩都差。我妈妈成绩差,没考上高中,我小时候也是很差。老师上课,我不能听讲,思思也是。老师让看书,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总要跳行读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业,就痛苦得不行,没法开始。所以拖欠很多作业,老师恨我得很。思思也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医生默默听了,在自己笔记本上一顿记,又说:“我要去见思思的学校老师和其他知道她学习情况的人,收集一下意见。”我心里“咯噔”一声,哎呀,还不能开药啊?好吧,为了娃,再多的钱也拼了,于是问:“您怎么收费?”

心理医生微微一笑:“我会记下来为你的孩子花费的时间,你以后就把同等的费用,或者同等的时间,奉献给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马红了——我一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渣,有啥资格去和一个工龄40年的心理医生一对一换时间?如果这个老爷爷帮了思思,那,给我发个扫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扫秃。

接着,心理医生开始了调查。他先找思思的学校老师,拿出个量表让老师做,老师认真做了。心理医生看看,收了起来。他又请思思刚来加拿大时教过她的补习老师喝咖啡,我一个箭步去抢着给了咖啡钱。那个好久没见的老太太,翻开带来一个文件夹,拿出一张画得花里胡哨写得乱七八糟的纸说:“这是思思12岁时上完课自己写的,我收起来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学10到20分钟就给次休息时间。她的头脑里有很多念头,所以无法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疗她的时候,不要掐灭了这些灵感。”

我的眼睛又湿润了,有感动也有内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绩就烦就急,没办法去爱护她的灵感,总会想,什么鬼灵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医生收集意见完毕,给当地的正在执业的心理医生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给思思做一个测评。我想,这就是开后门啊,思思插队了。可我并没有把握能让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疗。在国内的堂姐给我说,在侄儿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时,她出尽了百宝,也包括带侄儿见心理医生。侄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医生的钱,还要付给儿子500块钱,才能让娃抬眼皮看心理医生一眼,屈尊和心理医生说上几句话。

这样的治疗,除了浪费钱没啥效果,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来付医生和女儿。但没想到,转折点,很快来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课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惊慌地打来视频:“我的手机在天车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调监控。”

我赶紧稳住她情绪:“你的手机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给你把iPad送过来,我们追!”

我在天车站(温哥华的地铁站)跟惶恐的思思汇合,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个哈苏相机的女留学生一起泪汪汪地说:“警察不给我们看监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们看到思思的手机在沃尔玛里面转啊转啊,于是立刻再度报警,告诉警察贼在超市里。警察一副淡然的声音:“你们不要自己去追贼,我们在附近有巡逻的人,你给个电话,我们巡逻人员会和你联系。”

等啊等啊,巡逻人员的金身并没有出现,思思穷极无聊,在iPad上不断设定,让手机报警。我坐在沃尔玛出口,竖起耳朵听。一个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带着“滴滴滴”的声音从我面前掠过,手机的警报声我没听过,我大声说着“Excuse me?”想要截下他问一下。

没想到,那个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窜过了小街,根本不看红灯,街上车被吓得一个急刹车。我也“嗖”地窜过了小街,感觉距离那个白人就差一丢丢。我对着等绿灯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Please!”不紧不慢摇晃着的巡警们,看到这边一个逃的一个追,立刻大喝一声包抄上去,他们训练有素,半分钟不到,就把那个白人按翻在墙角,他的背包里,还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声说:“Return it to me!(还给我)”

警察把手机还给我,我气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过来的思思:“你的手机在这儿。”

警察把我们请到警车里录笔录。录完笔录,我的气也匀了,一个老警察看着我,灵魂质问:“女士,你干嘛要追他?你追不上还好,万一真追到了,你怎么办?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个手机也就是几百刀,怎么都不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追!”

在我看来,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气地喊贼把手机交出来,至于1米6的中年妇女怎么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机,确实没想过。而且,我追的不是几百刀,我追的是女儿的手机啊。我被老警察问懵了,回答:“这手机对我的女儿很重要。”

思思在旁边呜呜哭了:“妈妈你不该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苏相机姑娘站在旁边,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她艳羡地对思思说:“你的妈妈是你的英雄。”


有了追贼这个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诊所通知我们就诊,思思二话没说,直接跟着我去了。

这个测评的心理医生,武器比较先进,她拿出一堆电子游戏,让思思在电脑桌子上一个人打。有时候是落字母的,有时候是落图形,有时候是声音,一闪而过,总之思思需要操纵键盘,把这些都打下来。几小时后,结果出来了:心理医生给我解释,显而易见的,思思只能捕捉到10%到15%的图像和声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医生刷刷刷开了一个证明,告诉我:“对思思这样的孩子,学校应当给更多的包容。如果让她做阅读和写作考试,学校需要给额外的时间。如果思思需要,这个证明可以在她参加包括雅思考试在内的考试时使用,考试方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例如,听力放2次。”

医生还给思思开了一小瓶药,每天一片,说是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医生给我也来了个辅导:“注意力涣散的孩子,就是没法遵守时间。她会反复催促自己,想要推动自己,但无能为力。她像是睡在一个深深的洞里,没法爬出来。催她,吼她,憎恨她,惩罚她,都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只有支持她,鼓励她,她才能爬出来。”

走出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和思思对望一眼,两代差生,两个仇人,手牵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论一条龙、考排版类一条虫,原来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对我来说,1.5的间距和1.0的间距,毫无区别——谁知道这个是病啊?

接着,那个退休的心理医生开始发功。他并不直接喊思思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正襟危坐地谈话。他邀请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边,想和思思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发背后去把自己挖个洞藏起来。老爷爷一打响指,召唤过来家里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着她,她就会对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对着她,没有目光接触,从背后把吃的给她。”思思就从沙发后钻出来,真的去喂狗了。

渐渐的,他们聊起来了。老爷爷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样,又深又黑,他看着思思,好像思思说的每句话都是宇宙真理。具体谈了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看到老爷子的笔记做了大半本。

喝了几次下午茶,思思也试着吃了几次药。吃这个药,她会头痛,但是注意力能够集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又惊喜又低落地说:“原来他们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听,就能一直听下去,听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会看成3。我们两个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医生离我家住得近,常常过来送个自家做的饼干呀,老太太在后院子里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见到思思,老爷子就对着她挤一挤眼睛,击掌,满眼里都写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个密谋。

思思没有拿出来她的注意力缺陷证明要求学校给予特殊照顾,她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有一天,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数学老师发了卷子让我们做,他以为我做不来,走过来想帮助我,结果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他吓得嘴巴都成了个O。”

学校的老师们一定很惊喜:一个资深的学渣,居然重启了。就凭这态度,也要多给点分。

思思的英文也开始刷分:她拿出打游戏的精神,把老师喊读的小说每一页标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标签,罗密欧和朱丽叶想的啥,了不起的盖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还要清楚。每次写作文,思思下笔就是1000字,成绩嗖嗖往“B+”走。

一点点正反馈过来后,思思能够按时交作业了——虽然还是在最后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她甚至接到几家大学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后来,我们初到加拿大给思思补课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学当督导员,把我写成了她的推荐人。

公立中学校长做背调时,我的英语已经被college淬炼过了。我对校长说:“她开始教思思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不能给定什么教学计划,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确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学习障碍我请求她帮助的时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顾客,但她马上就出现了。她保存了思思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从没付钱让她这样做。如果你雇佣她当督导,你是有福的。只要你曾经是她的学生,她就觉得永远对你负有责任。她的品质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长沉默了一会,说:“谢谢你,另外,你的英语真的很好。”

我已经不再把我和女儿看成是一个整体,她的成就是她的,我还是只有转头继续卷,要把“读自己的书,让思思哭出来”的计划贯彻到底——反正以后是要去住养老院,那就多赚点钱,住个好点的。

之前在college里,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为什么老师非要把Word文档搞出来这么多花样呢?难道我们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沟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来显得自己认真对待了工作。

最后一学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没法毕业,老师几乎要给我跪了,三请四催,把我请到Learning Center(资源室,西方学校里为特殊学生设立的补习场所)——之前我像鸵鸟一样,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图书馆里,一排顾问坐着,就等学不明白的学生来宠幸一下他们。一个顾问一看到作业,就说:“哎呀,很简单的,你只是没看明白这个文件有十七八个要求,漏掉哪个都不行。”

那架势,仿佛就算真是个智障,顾问也要一对一手把手也要给你教会了。

几轮一对一辅导下来,我有一天突然开了窍:老师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别自己新开模板去模仿了,一个词一个词地照着打进去原文件就好了。课本上的信件既然写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别自己原创了,把它们一个个分类编进文档做成可选项,需要哪段就选哪段好了——这样就没人说我英文表达不地道了。

老师和我执手相看泪眼——这个专业开学的时候有23个学生,临近实习,只剩下16个了。我就是第16名。

接着,公立College的另一个功能就开启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们那一点点学费维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补贴,在促就业这块花样撒钱。比如烘焙专业,学校的一楼办了个面包房,老师学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面包,下午开店卖货。面包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我买个全麦包,一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子一拿,3、4个全麦包掉地上了,老师一个箭步捡起来,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楼还有牙医诊所、美容美发和餐厅,学校自建一堆企业,给每个学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经验”,然后再把学生们运送到就业市场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国贩骆驼到处拉关系的。他们每天给过去的毕业生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工作,然后去拜访他们的工作单位。一听说哪个企业有要放出来的工作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毕业生发过去实习,实习完了,一大半的学生也就顺势留下了。

在实习之前,老师们如临大敌,要给学生们搞个模拟实习,把所有实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你模拟一遍。老师会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成绩好的学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自带食堂,外面卖5刀的炸鸡,人家都只卖1刀。像我这样的资深差生,那就去一个小公司,老师会告诉我这家公司想招什么人,大概会在啥时候发广告,我进到这公司,公司里到底是谁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经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间,老师还摸到我实习的办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级,关门一顿彩虹吹,我在外面都听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级,也是好一顿感谢。最后,她给我递了个“势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潇洒地走了。

我实习时所有的文件,都是读书时做过的,连格式都一样。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务,都是老师教过的,连措辞都差不多。像我这样全靠Learning Center毕业的吊车尾,都能被精确地分到一个萝卜坑里。我拿到offer,对这个设计精密的、从学习到就业的公立教育系统心悦诚服。看来,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块二煤炭,也被这些宽师七手八脚一路运送到了炉子里发光发热。

最后,我终于卷进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觉到祖坟上冒起了青烟,就等思思呼天抢地地来哭了。

尾声:最近回国一趟,知道另一个亲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机,打手游,半年不去上学,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胁要断网,那他就反着威胁要从20楼跳下去。亲戚们聚餐,娃当然是不来的。亲戚们一顿热烈的讨论,给娃的爹妈出谋划策。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断网收手机是必须的,有必要断水断电断伙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医生;把娃带出去旅游,走到山村去没有信号的地方;把娃强制锻炼身体,最好送进厂去打工。

亲戚们甚至呼吁,国家出台个法律,把游戏厂商劈了最好。我顿时懂了杨永信的群众基础——网瘾学校,是用更大的恐惧战胜了恐惧。

我想,教育本该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影响另一个树。

我在饭桌上讲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亲戚们越来越安静:“孩子就像小猫小狗,大脑没发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时候,喊打喊杀都只能让他们更害怕。老师在正路上给一个甜甜圈,说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来了。如果外面没有一个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开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后的自我保护。我原谅了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不便,只因为我的女儿被它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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