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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大山”:中国最红的外国人

www.creaders.net | 2024-10-20 16:46:51  RFI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加拿大喜剧演员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国人。尽管位于南京郊区,保利大剧院的后台却充满了新英格兰的气息。在一间化妆室里,墙上挂着囚服和一顶似曾相识的平顶帽。照片上身着这些衣服的是 59 岁的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 (Mark Rowswell),在开始讲普通话之前,他看起来就像只会读英文剧本一样。大山对于“中国现在是不是更封闭了?”的问题,回答是:“当然。”但大山“从未想到中国会变成西方民主国家之类的”。

  据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说他:四十多年来,罗斯韦尔在中文领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罗斯韦尔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接触“相声”的外国人,相声是一种特殊的脱口秀形式。今年,在三年的沉寂之后,他正在全国巡演《肖申克的救赎》中文版。剧中所有角色都由外国人扮演。

  学习中文有点像在拥有十亿罗杰·费德勒的世界里学习打网球。但罗斯韦尔,即使他直到 19 岁才拿起“球拍”即“中文”,却俨然拥有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的气势。在中国,他被称为“大山”,他很容易跻身最著名的外国人之列。如果你给出租车司机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能会被拿来与他比较。“有趣的是,人们确实对我这么说,”在“比赛”开始前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你的中文说得很好,但没有大山的好。”

  罗斯韦尔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就像许多神话一样,与一个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封闭中重新开放(他在当时的头条新闻中回忆道:“下一个世纪属于中国”),很少有外来人学习过汉语的基本知识。罗斯韦尔于 1988 年来到中国学习,很快就沉浸在重新发现更广阔世界的喜悦之中。

  如今,气氛已经转变。在新冠疫情期间,罗斯韦尔留在加拿大时,中国再次与美国断绝了联系。中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北美人再次寥寥无几: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大学生不到 1,000 人,而疫情前有 1万多人。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上,实现更大程度融合的前景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政治控制也愈发严厉。1994年上映的监狱剧《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说,后来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这部影片的上映十分大胆。有些人认为,它体现了一种对立的世界观。但罗斯韦尔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却依然坚信要追求“共性”。

  “在英语中,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在中国,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他说。“但我们盼望的是什么?自由。”

  1988 年,罗斯韦尔刚从多伦多大学中文系毕业,就首次饰演了大山一角。大山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大山”,是他出演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短剧时取的,剧中有两个外国人在说“街头白话”。

  他说,他说话时带有外国口音,但又学了一年后,他就能和中国喜剧演员一起出现登台了。“每个人都记得那个形象(一年前的那个形象),”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获得‘说中文比中国人好’的名声。”

  很难想象其他地方有人能如此迅速地获得这样的声誉,甚至根本无法获得。但现代普通话,就像铁路、大众媒体、学校和新近重新开放的股票市场一样,是 20 世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一种更新的通用语。中国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以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为母语的人。

  大山说,“我认为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从根本上被误解了,而且永远不会被理解。”

  加拿大人能说出中国官方定义的发音,这一幕引起了共鸣。“说中文比中国人说的更好的想法在文化上令人安心。”据罗斯韦尔说,“我认为人们对失去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到十分焦虑。”

  他回忆起相声的套路:“我扮演外国学生,和我的中文老师一起练习,但我总是比我的老师强……这就成了一种喜剧表演。”

  这种公众形象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人们渴望考验他。“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完美的‘大山张口就能写出诗来’,而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他说。“我无法全天候达到电视节目的水平。”

  罗斯韦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声音,无论他演唱多久,声音都保持着精细的音调。因此,在疫情期间离开中国三年期间,他在加拿大开设了一家录音工作室。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翻译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加拿大医生在河南省的回忆录(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北京或上海,但“像加拿大这样的小国”在内陆地区)。这是对他祖父母的“致敬”,祖父母是 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圣公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加拿大人。当时肺结核肆虐。“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离开中国时只剩下一个。”

加拿大的“大山”:中国最红的外国人

  此后,他很快转向中国古典诗歌,并伴着音乐朗诵。人们可能认为,他在成名之前或成名期间就已经学习过中国古典诗歌,就像许多西方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一样。“这太复杂了,太高级了,”他说。现在,他的数据库里有几百首诗歌。

  他的朗诵作品都是靠记忆(他很难照本宣科,怀疑自己有“一点阅读障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浏览量达到数千万次。许多评论都说他现在“老了”,但他并不介意,因为他不想“被时间冻结”。其他人则像几十年前一样,评论他的中文水平。他说,这些诗歌被认为是“专业水平”的,而不是“新奇”。

  “作为一名表演者,在我演绎的作品中,我可以达到母语水平的流利程度,”他说,“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行。”

  他缺少什么呢?听别人说话时,他经常“在心里记下有趣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会想,我可以表达那个想法,但我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而那是一种更优雅的方式。

  “我会寻找单词,也许我会使用比母语人士更有限的重复表达模式。”

  说话是一个挑战,但理解又是另一个挑战。在一个崇尚年龄的文化中,人们现在很少试图考验他。但他也接受了不完美。“我现在努力在工作中保持真诚,”他说,“当我不明白某件事时,就告诉人们我不明白。”

  他说,“你不也这么想吗?”他补充道,“拥有国际经验的一部分意义在于,你可以学会如何在一个你不一定了解一切的环境中运作?”

  对于罗斯韦尔来说,这段经历是有意为之的国际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带着中国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回加拿大。即使在融合的黄金时代,他每年也只有大约半年时间前往中国大陆,而不是在那里生活。

  据金融时报称,中国现在是不是更封闭了?他回答:“当然。”但他“从未想到中国会变成西方民主国家之类的”。和自己的职业生涯一样,他认为互联网是变革的驱动力。“互联网似乎让我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身份,因为世界太开放了,这有点可怕。”

  他说,与加拿大相比,中国“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在比较不同文化时会强调差异。“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被误解了,而且永远不会被理解。” 但有时,他会被告知“除了大山,外国人根本不懂。”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国际主义似乎根植于战后加拿大的成长经历。他说他在学校必修的法语课上“完全不及格”,尽管一个小时前,当他描述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情况时,他以某种自信说出了“伊普尔”这个词。在他童年时期,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那里你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我有一些来自印度、匈牙利或立陶宛的朋友,他们在家里和父母讲母语,然后他们来到学校,讲英语,”他说。“所以我一开始就学中文……我开始认真想,天哪,我也应该学一门不同的语言。”

  几个小时后,至少在南京保利大剧院的观众中,新英格兰的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外国演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准普通话说台词,故事情节和圣经引用仍然相得益彰。

  该报道作者称,“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披着外国服装的中国一瞥?对于在国外并不出名的罗斯韦尔来说,这只是众多表演中的一次:这是他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剧院里几乎每个人都很熟悉,所以这似乎并不奇怪。”

  “这是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遇到的问题之一,”他说,“至少读者,或者说观众,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总是新故事,总是新奇故事。”

  罗斯韦尔认为,大山一直是一个“特定的实体”——一个存在于中国宇宙中的人物。“它只存在于那个宇宙中。” 大山说,“即使是这篇文章,也算是宇宙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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