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再撒谎 “隐瞒与中国机构合作的项目”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一份评估报告报道称，被加拿大顶级传染病实验室解雇的科学家之一“故意”与中国政府共享科学信息。加拿大联邦政府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晚些时候公布了这份情报评估报告，同时公布的还有数百份有关邱香果博士及其丈夫成克定被神秘解雇的其他文件。

这两位科学家于2019年7月被赶出位于温尼伯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2021年1月，他们被宣布解职，这引发了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并导致加拿大联邦议会强烈要求政府提供更多信息。

相关文件显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对这对夫妇进行了多次安全审查。

报道指，相关文件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最初对邱香果的动机有一个较为乐观的评估，指出她可能“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她相信科学能够帮助人类”。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该情报部门指控邱香果与多个由中国实体管理和资助的“人才计划”存在关联。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报告中称，这些项目旨在“提高中国的国家技术能力，并可能通过鼓励经济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对包括政府研究机构在内的研究机构构成严重威胁”。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表示，到2021年1月，该部门对邱香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多个实体的密切和秘密关系感到担忧，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已知的安全威胁”。该部门还指责邱香果“对可能影响公共安全和加拿大利益的决定作出了不计后果的判断”。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道：“本局评估认为，邱女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个机构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并故意向中国转让科学知识和材料，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她本人受益，而不考虑对其雇主或加拿大利益的影响”。

加拿大华人病毒学家邱香果博士进行科研操作资料图片 © 网络图片

“由于邱女士广泛了解危险病原体对人类健康的有害影响，她本应意识到她在这些研究领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接触的努力可能会损害加拿大的利益或国际安全”。邱香果接受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询问。该机构称，在这些面谈中，当被问及她与中国的关系时，邱香果“一再撒谎”。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文件称，在涉及病原体转移的适当科学规程时，邱香果“不计后果地”行事，“并与那些目标具有潜在致命军事用途的机构合作，这显然不符合加拿大或其公民的利益”。报告还指出，她曾让两名“工作与加拿大利益不符”的中国机构雇员进入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报告称，邱香果“一直声称她对这些机构的任务了解非常有限，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她实际上是在与这些机构合作或为其工作”。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文件写道：“因此，本局评估认为，由于邱女士性格中的不利特征——不诚实、不计后果地判断以及不尊重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她的行为、可能的行为以及可能被引诱的行为对加拿大的安全构成威胁”。

该情报机构称，如果邱香果重新回到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或允许她保留处理敏感生物制剂的安全许可，“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和个人健康可能会受到威胁”。

加拿大卫生部长霍兰德(Mark Holland)说，中国对加拿大科学界的影响“并不像今天这样为人所知”。“这些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和工作众所周知。他们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众所周知的一些最聪明的科学家，”霍兰德说。

霍兰德表示：“我认为，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最直接意义上的外国行为体——我们这次说的是中国，其他情况下是俄罗斯和其他外国实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加拿大的程度”。他强调，在这起事件中，对安全协议的“遵守不严”，“不可接受”。

在野的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称此案是“特鲁多（Justin Trudeau）及其自由党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巨大失败”。博励治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说：“不能相信他（特鲁多）能保证我们人民和国家的安全”。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对所有工作人员和外部访客严格执行筛查措施。温尼伯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实验室，旨在安全处理埃博拉病毒等致命传染性细菌。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称，成克定被指控违反了安全和安保政策，邀请受限访客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该实验室，据称这些访客随后从实验室拿走了材料。调查人员还发现，成克定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生物样本包裹被误标为“厨房用具”，调查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运输，但他并不知情。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的调查人员了解到，邱香果的名字出现在一项中国专利上，该专利可能包含温尼伯实验室生产的科学信息，据称邱在未经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批准的情况下与中国研究人员分享了这些信息。在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调查人员面谈时，邱香果说“从未想过”她在传染病方面的工作会被用于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邪恶目的。上述文件显示，邱香果告诉调查人员，她相信科学家的工作是“推动科学向好的方向发展”。

后续评估报告指出：“很明显，邱女士不仅没有将这些活动告知她的雇主，而且还努力隐瞒她与中国机构合作的项目”。文件显示，调查人员认定，成克定和他的妻子一样，“对外国研究人员的善意抱有极大的信心”，但也“明显希望避免可能妨碍他生产率的规则，并对过去工作场所的负面经历感到悲伤和愤恨”，这使他容易受到外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