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种族主义调查系列：关于歧视的亲历（中）

　　引言：加拿大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开放、推广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 但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谴责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其中存在一些可悲的情况。

　　因此，我们希望让人们听到种族主义受害者的声音。

　　这一系列收集了加拿大种族主义受害者们的证词。他们的经历以惊人的方式证明了悲剧的存在，他们有的是移民，有的是在加拿大出生，但因皮肤不是白色或 “非本土” 的姓名而遭受了种族歧视。

　　（我们对该系列的转载分为三部分，本部分为这一系列调查的第二部分。）

亲历者5：Pamphetta Buisa, 维多利亚市

　　Pamphetta Buisa 是加拿大的橄榄球员，代表加拿大参加奥运会比赛和国际比赛。

　　美国发生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悲剧后，这位原籍刚果的球员一直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参加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许多示威活动。

　　她还尝试通过自己作为运动员的影响力向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们发声。

　　第一次 (受歧视)，我还很小，当时我在幼儿园，你知道，幼儿园的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种族或种族主义，你只是个孩子.

　　当时我们在操场上玩耍，我记得当大家都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一个白人小孩，问我“你为什么是黑人？”，我回答说， “我不知道”。

　　然后，她突然说出了 N 字，她说，‘我妈妈说这个词’。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个伤人的词。

　　我并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个词，但从历史上看，它曾被用做武器，来摧毁和伤害许多像我一样的人。

　　尤其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经常处于不同的场所，尤其是以白人为多的地方。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我回到家后，会跟妈妈说：“妈妈，这个孩子用 N 字叫我 ”， 但我的父母似乎并不惊讶，他们知道会有这样的事。

　　我记得 7 岁的时候，曾经 [和我的父母] 进行过一次对话，他们告诉我：“这是你会发现的情况，你必须努力工作。他们还说，“你不能到处乱跑，别人会更多地注意你，所以，你比你的朋友更容易有麻烦”。

　　这时，我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双重标准，我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但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因为我的肤色很深。

　　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更有活力的孩子，我意识到自己不能跟白人孩子一样，做那么多的事情。

　　现在，我（作为运动员）的特权，旅行、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无疑为分享信息、进行交流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更好地理解代表加拿大的多种含义，我有时觉得，由于经常旅行、比赛，我有时对一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似乎视而不见。

　　我参与社区活动越多，尤其在维多利亚市，就越了解人们如何彼此对待的重要性，就越意识到代表加拿大比赛意味着什么，比如，在一个没有干净饮用水的国家，人们对加拿大是怎么看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努力在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体育领域）推动人们进行更多的对话。

亲历者６：Vanessa Garcia，蒙特利尔

　　Vanessa Garcia 自 2006 年以来一直是加拿大大芭蕾舞团（Les Grands Ballets Canadiens）的芭蕾舞演员，现在，她还是大芭蕾舞团的编舞之一。

　　她出生于西班牙，毕业于马德里的舞蹈学院 Real Conservatorio Profesional de Danza。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我，我公开了这一情况，我向社交媒体平台举报这个帐户，但他们却说无能无力，因为这个帐户没违反规定。 我很吃惊，真糟糕啊。”

　　这令人震惊。令我震惊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些人的心态和道德观念令人怀疑，这真令人失望……

　　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成为种族侮辱或歧视行为的受害者，而且不幸的是，我相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以前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2017 年 1 月，报纸《Journal Métro》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字的作者写道，我要想演主角，就得把头发染成金色，让肤色变白，变成 “全白人” 。

　　我跟报社和负责发布这一评论的人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获得了 “纠正”。

　　几年来,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就像有片雷雨云笼罩在我的头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总是成为文化和种族争议的对象，使自己处在风暴中心……即使我与辩论无关。

　　这些经历对我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舞蹈家，我需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和社交媒体上，我受到的批评有时甚至是侮辱令人失望，我并不是因作为艺术家的能力和技能受到质疑，而是因自己的外表或文化原籍而遭到评判。

　　我总是要因为自己的肤色深而不断地捍卫自己，为自己辩护，这是令人沮丧的。许多人因固有的偏见而不给我机会……这是可悲的事实。

　　大多数的白人则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袭击，或每天都要为争取正常生活的权利而奋斗。

　　但与此同时，我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种族主义、暴力和歧视的情况甚至更糟，所以我感谢上帝，至少在这里我不会担心因上街买面包或上班而被杀害。

　　如果我现在是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能肯定自己作为舞蹈家的事业是否能走得象现在这样远，而且我可能会遭受更多的种族主义袭击。

亲历者７：Clelia Rodriguez，多伦多

Clelia Rodriguez，多伦多

　　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里的警察对待我们的方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警钟。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的中学里有很多来自萨尔瓦多的学生，大家都是因为战争离开了萨尔瓦多，带着很多心理创伤，放学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多人一起走，大家需要寻求彼此的帮助。

　　我想念萨尔瓦多的口音，想念我们典型的黑色幽默，我们有着独特的幽默，我想念这些，我想念在萨尔瓦多时才有的那种需求、渴望、悲伤的感觉，……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结果，就因为这，我们被警察拦下了，而且以后也被拦下过许多次。

　　那时我们还没有永久居留权，我们有的是特殊难民签证。

　　记得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一位正常召集反种族主义活动的加拿大年轻妇女来找我们，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理解，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抗议活动，

　　这位年轻的加拿大女子在收集一些材料，她和另一位同事一起，计划制作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海报，放在地铁站里，海报上有三个拉丁裔，非常典型的拉丁裔，我认为有些夸大了拉丁裔外观的特征。她召集了集会，但没有人来，当然我去了，因为我已经对遭受的种族歧视很生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时刻，我觉得值得为此冒险，值得为此而斗。

　　我们还与警察一起开发了一个项目，警察派了代表参加。当时，我们能做的最大的项目：在Bloor-Yonge 地铁站里张贴一张海报。 当时《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还对此事做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保存在星报的档案文件中，在网上可以找到。

　　怎样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怎样才能理解今天像我这样的人的愤怒？不要问我们为什么生气，只要研究一下我们在这里高中经历的事情就明白了，一切都是有来源的。

　　如果一个人真地想了解这里的种族主义背景，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加拿大一直都是一个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建立和运作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再也不能用这样的借口说：“我不知道加拿大存在这样的事情”。加拿大是否存在种族主义？我请大家在 Alexa，Siri 或Google 上查一查，看看答案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为这个国家不断的殖民化 “做贡献“，那就不要跟我谈什么种族主义。必须有一项专门的研究工作来确定我们所在的地方，前辈是什么人。

　　我的女儿出生于1993年，那一年是加拿大关闭了最后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一年。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在滋养种族主义，谁在促进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就不会根除。除非我们能够在日常活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种族主义就不会被根除。无论是在星巴克，还是在食品店，我们要对种族主义提高声音说： “不，今天不行”，我们要使之成为一种习惯，并把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教给下一代人。

亲历者８：Clelia Rodriguez，多伦多

　　“我叫Joni Ismael Velázquez Gutiérrez., 我是墨西哥人，我来加拿大后，先到一个乳品业农场从事饲养工作。”

　　在那里，我可以说遭受了雇主的种族主义歧视和语言虐待，因为他侮辱了我们。

　　哪怕我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也总是在骂我们。他总是使用这样的词汇：“calisse, 墨西哥人”，“危地马拉狗屎”，”你不在墨西哥，不在危地马拉。你在加拿大”。 有一次他一个月没给我们薪水，我和同伴们只能吃拌了盐的饭。

　　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他唯一一次带我们去镇上买食品，他让我钻进汽车后备箱里，说是车里不能同时有三个人，当时汽车开得很快，路上还有雪。有的时候，我只能步行去换支票，这样才能把钱寄给家里。

　　我们房子里的自来水是绣红色的，窗户碎了，地板坏了，门也坏了，下雪的时候，雪会渗进来。取暖要用烧木头的炉子，如果木头被雪弄湿了，就无法加热。 他这样对待我们，我认为是种族主义。

　　还有，我不会说法语，我告诉雇主我说英语，但他说，“我不想听你说英语，你可以说西班牙语，我懂一点，或者说法语”。

　　我曾经在机场认识了几个朋友，我到加拿大一个月后，他们问我怎么样，我回答：我不好，有时候吃不饱，而且没有足够的钱寄给家人，房子破旧，很寒冷，还有老鼠。

　　朋友说，我可以帮你，他们让我与 CTI（移民工中心，Centre des 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immigrants) 取得了联系。 感谢上帝，朋友们帮助了我，移民工中心的人员直接来接上我，把我带到了蒙特利尔市。

　　我是带着感情和幻想来到加拿大的，像所有来自拉丁美洲的人一样，我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工作。

　　就像我说的，只要他们付钱给我，我可以从事任何工作。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在农场工作 7 天，但薪水的支付经常不准时，或少一部分，有时甚至晚到一个月。

　　我现在仍然在农场工作，我爱乡村，我喜欢牛，所以我自称是牛饲养员。

　　目前，我在一个野牛场工作，这是一种新的体验，令人愉快。野牛更有侵略性，您得知道如何对待它们才能成功。